林毅夫:中国经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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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日益成为热门话题。例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增长放缓的内外原因？增长潜力有多大？如何挖掘潜力稳步增长？随着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和争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客观看待增长放缓的内外原因

委员林毅夫认为，要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仅要看中国的内部，还要看世界。因为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切入点。目前，总体而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占世界经济的一半，这些国家尚未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这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委员会成员林毅夫说，只有正确的药物才能被开出。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体制和机制上确实存在问题。然而，近年来经济增长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我查看了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数据。与去年的预测相比，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都有所下降。”林毅夫专员说:“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的原因才能得到解释。”

最新的《2014年国家经济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关于这个数字，林毅夫专员认为，与以前的高速增长相比，虽然增速略有放缓，但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此外，中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高，因此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相对较好，有许多亮点。

林毅夫委员指出，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增长放缓的内外原因，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稳定这种外部性周期性下降的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否则，不仅会减缓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甚至会影响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的实现。此外，还会出现就业、金融和金融方面的问题。

新常态下实现“双中高”是有条件和可能的

林毅夫委员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方式的转变、新的投资机会的出现、低成本比较优势的转化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的特征。与此同时，它给新常态下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带来了新的任务。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目标，是完全有条件和可能的。

林毅夫专员分析说，尽管面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我们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外部需求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国内需求仍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目前，我们仍有许多有效的投资机会。他说，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机制实际上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依赖于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产业升级以降低生产成本，不断的基础设施改善以降低交易成本，所有这些都需要投资。投资必须是能够提高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投资。

委员会成员林毅夫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许多债务。虽然有许多城际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但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许多城市受到交通拥堵和城市内涝的困扰。上述领域的投资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中国的环境压力很大，所以节能减排和污染控制需要大量的投资。此外，中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增加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投资刻不容缓。有效投资的机会很多，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区别。林毅夫专员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金。政府债务总体规模可控，中国储蓄率很高。政府财政资金可以用来煽动私人资金和扩大投资。此外，中国仍有可观的外汇储备，足以进口。这些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

委员林毅夫也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也有很多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产业前沿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其中许多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前面的道路风险低，成本低。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就能够实现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此，只要我们利用好这些优势，就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日报记者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