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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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时刻]注定会成为我们时代历史的标志。 这是因为黑格尔用这句话表现出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的经验，而且难以识别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使用了我们难以抗拒的眼色。 相反，旧中国近150年的历史明确表明，新中国的崛起确实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的另一个kairos[关键时刻]。 问题是，对任何人来说，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时代都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时刻。 很明显，对不同智力的人来说，即使共同碰撞同一个kairos[重要时刻]，其意义也可能完全不同 董成龙着《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 史记>； 从中高祖立朝到武帝立教的重要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2月董成龙博士将自己的这本小册子《武帝文教和史家笔法》称为“真是一本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表面上确实如此，但网民可能不容易把这本书看作只是读书报告 结果，作者在题为“引言:阅读司马迁”的第一章的最后，说了如下:草这本小书，以汉的立朝和立教为线索，贯穿了《史记》的叙事诗和司马迁的关心。 人们不知道重建这种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在世界历史的中国为经常思考立朝和立教的问题而准备 (第19页)很明显作者今天读《史记》的目的是应对“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但是，在上述表现中，“立朝和立教”作为问题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有“汉的”的定义，没有第二次 根据具有世界历史视野和历史哲学眼力的政治思想史大师沃格林( 1901-1985 )，从高祖立朝到武帝立教的时代同样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成龙博士故意模糊了什么时候的“立朝和立教”？ 在引用这句话之前，作者认为司马迁出生于立朝60多年，国朝展开了关于德性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终于在汉武帝时代形成了一些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德性定位，规范了汉朝以后的国朝道路，这条路是今后中国的历史“超 (第18页)这样的修辞和语式在整个《读书报告》中经常能看到 很明显，作者有意将两个相隔两千多年的世界历史时空中国的时刻重合起来，思考现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和武帝司马迁的历史时刻有着怎样的政治思想史 世界历史上的古今两个中国的时刻能重合考虑吗？ 这样的疑问其实是作者自己来的。 他在开头说:“泰西政教澎湃从东方来，华夏大地与欧洲诞生的现代国际体系不期而遇。” 之后，他说:“摆在世人面前的主要任务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出中世纪。” (第1页)。 所以，如果把世界历史中的两个中国的时刻重合起来看，作者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担心呢？ 作者通过体味《史记》的书法，探索司马迁的心法，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相反，作者请司马迁回到现代，让我们反省含笑的历史意识，澄清自己依赖的政治意识，以理解现在古今的变化。 “立教时刻”是本书的主要关键词，字面上是指汉武帝塑造中华帝国的历史时刻 由于我们历史经常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应该如何摆脱中世纪”，汉武帝形成的中华帝国形态是我们应该走出的历史形态 如果是的话，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或评价历史上划时代的华夏王。 在我国自古流传的帝王谱系中，汉武帝早就有“雄才大略”、“三代之风”(班固语)的美称 毛泽东的光辉词作《汕园春雪》有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武帝在他笔下只是“略输文采”，其武功当然是伟大的 但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武帝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罪人:他的“独尊儒教”使中国式的“君主专制”政治持续了2000多年，罪恶滔天 在现代中国世界历史的瞬间，武帝成为历史学家笔下的鞭尸对象，甚至轻视了其赫赫武功 据说专制君主的各种缺点对他很明显。 史学家贬低汉武，不是现代才有的事件 宋代大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武帝。 “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奢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德、使平民疲累、成为盗贼”，几乎与暴行秦始皇匹敌。 今天的我们没想到几年前，事件一下子变多了，变得杂乱无章了。 今天史学界的名家辛德勇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制作汉武帝》的小册子，他说:“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试图随意构筑历史。 这是因为曾经德高望重的古史学者在《资治通鉴》的记述中说，武帝晚年改变了治国理念，放弃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敕令了“罪己” 在晚近的标准国史大纲中，似乎是武帝应该具有历史美名的证据 接受现代启蒙洗礼的我们难免对心灵有疑问: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棒的国王吗？ 德勇教授在令人钦佩的考证上下功夫，表明敕令“罪恶自己”是司马光“随心所欲地构筑史事”的创作。 但是，有志于揭示史事的德勇教授对网友说:“可以对学生负责任地教授考证结果，至少关于《通鉴》的前汉部分，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史料价值。”(《汉武帝的制造》，第2页) 现在的大学生可能像历史学家一样没有节制感，但也不知道司马光罗织的武帝犯下的罪行是否同样“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史料价值”，难免会给司马光这样的历史思想家留下负面印象。 这位政治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擅自编造了史事，真不齿于此 根据现代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这种政治目的不仅仅是为独裁服务 大学生们没有人再想，为什么司马光知道武帝一生“奢侈三昧，繁刑重”，还有他在临终前编造了敕令“罪恶的自己”？ 武帝治国的“繁刑不重”，似乎崇尚法术，晚年敕令“罪己”，看起来精通儒教。 据说公元前136年，武帝在宫廷设立五经博士，10多年后提名50名太学生从五经博士那里修习儒教。 和“创办国立大学”一样 据此，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名家费正清说:“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完全是法家的君主，但通常认为，在他执政期间，儒学在中国宫廷成为了支配性的哲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帝表面上致力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构筑，但骨子里却进行着法家式的统治 今天古史学家的说法没有人凭空捏造，每句话都有书 《史记》的写作年代最接近武帝的时代，一定是今天古史学家依靠的第一部史料 事件的多与杂，在于我国古代史学家重视“书法” 《做汉武帝》的最后一章是民国初期学者李笠的《史记补订》写的，根据这位史学家的眼力，《史记》的书法可以归纳为12条通例。 其中一个例子是“叡托”，意思是“史贵详细，但意味着主形夸张，词务是奇謆者，不能根据名字负责”(《制造汉武帝》，页159 )。 辛德勇着《汉武帝制造:从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0月德勇教授从这里引出史实:汉武帝一个儒教也不尊敬，其治国理念实际上是“霸王道杂之”， “元帝即位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指导思想，用儒家的理念治国，真正转向了‘守文’这条路。” 德勇教授还向我们展示了，只要史家志阐明史实，从明代到现在，都有这样的史学家的眼力(《做汉武帝》，页171-172 )。 武帝崇尚儒教见于许多中外古史学者写的中国通史 有名的内藤湖南( 1866–1934 )说:“文景是黄老的学加名家、法家，但武帝非常喜欢儒学。” 我发现即使是名家的说法，也不一定可靠 但是，不管武帝是否真的信奉儒教，后世的史学家似乎认为，崇尚儒教等于好政治(德政)，崇尚巫术等于坏政治(酷政)。 当然，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独尊儒教”也是不好的政治，和“专制”几乎是同义词，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好的政治。 历史越过了新的文化运动这一页，广义的中国古代政治从以前至少以名义恢复了名誉 那个老问题再次出现，是如何理解汉初立朝和立教经历的黄老从术治国向儒教治国的过渡。 《道德经》从“道”引出“德”，韩非子把法术和王术本变成“解老”和“喻老”，为什么崇尚法术的不是“德”政？ 这个问题令人头疼，但作者的《读书报告》只能在第一章(第四章)中解决 作者担心的核心问题是:“汉武帝有立教之名，但真的不能引导民入德，司马迁对此颇有微词”(页13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看到武帝崇儒不是真的。 在《读书报告》最后一章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眼中的司马迁对武帝的立教已经不是“非常有微词”，而是重笔谴责:汉武帝立教改革，不能加重黄帝(五德说)，在里面回到周文(三统说) 司马迁痛感生病最初在汉武帝的立教事业，本来就要改制，但以改制的名将秦制坐实为汉家法，汉王朝没有必要纠缠汉承秦制和代汉的新朝论证，另一方面，实际上继续秦制。 汉武帝有推进“复古更化”的名字(“盐铁论复古”)，但既不是“任德教”，也不是“复古” 作者的见解似乎和“制造汉武帝”的说法没有区别 因为作者写的司马迁认为，武帝只是表面佩戴，是在扭转其先王用法术治国的60年前流传下来的。 事实上，他比其先辈更彻底地回到了“繁刑重敛”的秦代。 作者继续说:“说到复古，只不过是复活了秦制。” 但是，这次不是沿袭秦制，而是用隐微的方法向秦制提供儒教的论证，“在儒教的边缘装饰文吏” 之后，在立法国、儒教文明，成为共识 后世有“中国法律儒家化”(郝同祖)或“儒学法家化”(馀英时)的说法 王乐教具有的“情深文明”(《史记乐书》)的厚德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页168-169 )“隐微方法”帽子不一定合适。 作者要解释武帝的“方法”，也许用我们熟悉的修辞更准确。 这是形状的右边和果实的左边，我们警戒的形状的左边和果实的右边正好相反。 无论如何，“独尊儒教”已经不是历史罪名，应该承担历史罪名的是阳儒阴法以前传下来的 作者最后说:“由此，产生了20世纪革命时期回顾的剪辑论。” “这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在反阳儒阴法以前流传下来一样。 作者引用并证明了为戊戌变法献出生命的谭嗣同的话:两千年来的政、秦政，也是所有的大盗。 两千年来的学问，荀学，都有乡愿 (谭嗣同，《仁学》)笔者相信，在熟悉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专家眼里，现在谁说中国“两千年来的学、荀学、所有的乡愿”，确实被视为根本不知道的所谓。 但是，“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和“儒学的法家化”等说法应该去哪里呢？ 中国政治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现代式摘要的说法多种多样，作者仅引用这三种说法可能就相当用心了 这样引用，实际上使现代中国进入现在世界历史时刻的百年历史跃居纸上:从戊戌变法经过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 现在的博士生熟悉谭嗣同( 1865–1898 )后的郝同祖( 1910–2008 )和余英时( 1930–)的学术经验、《中国封建社会》( 1937 )和《士与中国文化》( 1987 )两书在当时产生的适时影响， 与“应该如何走出中世纪”的开头的话相呼应，作者似乎有着含蓄，认为即使为了儒教而恢复名誉，今天的我们是否应该回到“中世纪”或者是否可以回到。 毕竟，“中世纪”这个世界史用语不仅仅指欧洲的中古时代和中国古代的“封建独裁”时期 据笔者所知，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也是古代比喻性地用于指现代中国的某一历史时刻，而且这种用法至今仍有广泛的潜在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即使现在为新的法术恢复了名誉，也不应该回到那个“中世纪”。 正是由于这种“走出中世纪”的政治史学意识，作者才看到司马迁对武帝“颇有微词”的“笔法”吗？ 陕西南汉城司马迁雕刻司马迁在立教事件心中有亲戚，笔法曲折，分散在《史记》各处，总结观看，也许他看到了立教时史学家的笔法 (页14 )据笔者介绍，这句话也适用于作者自己。 他对当今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立教有亲戚，但笔法曲折，分散在笔记本各处。 表面上，作者似乎重复了《史记》的历史叙述(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实际上，有亲戚是世界历史在中国时代的德性问题 司马迁说，以享受土德的黄帝为五帝之首，设置“人世历史”的起点和大致，汉武帝把汉德变成土德，呼应了这个首尾。 在这个框架下，司马迁展开了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和汉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第14页)。 周秦之变被称为古代中华帝国经历的第一次古今之变，如果这次古今之变确立了阳儒阴法以前的传入，那么从秦法治国到儒教治国，就等着现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作者的笔法曲折，只举一个例子就能看到其通常 在《引言》的第一章中，作者《史记》由黄帝起笔，司马迁的思考实际上聚焦于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两大古今的变化，“这两大古今的变化，连接了立向和立教两个线索”(页7 )。 此时，作者加了脚注，说明五帝本纪的历史记述与开创了立朝和立教两个事业的论题相同，但这个论题与其说是史学性质，不如说是具有政治哲学意义 坦率地说，这个脚注让笔者吃惊:被作者作证的是马基雅维利( 1469-1527 )的说法和新术期的“四个伟大”故事！ 在下一篇文章中，作者还说:“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经常有德性讨论，但实际上是问立朝后的立教问题。 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是如何真正站起来的？ (页8 )如果把这句话和下一小节开头的说法联系起来会怎么样呢？ 立教确立官奉说，改朔，要害放在立德 不站着教，就不能引导人民走向德，延长棉政权 第13页)这种分散在笔记本各处的说法暗指黑暗的政治史学问题:什么是新的政治方法和制度 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这个政治哲学问题，有赖于重新研究李维写的罗马史 这和我们作者在司马迁写的中华史有什么区别吗？ 根据国家出版的规定，书名必须加上中文拼音，可以翻译成英语书名，但作者给了拉丁语译名 不仅如此，在《读书笔记》中，作者经常在积分词上附上各种各样的西文 说到“西方思想以‘首’为‘始点’和‘大体’”，如果加上用罗马字把括号转印到‘首’字上的希腊语arche (页面20 )，可以说是名正言顺。 但是，说到“子张是‘张狂’”，作者用括号对‘张狂’加上字母转录的希腊语hubris (第26页)意味着汇中西。 与钱钟格式的中西文汇通相比，这种笔法的政治史学意义恐怕只能说是很大的区别吧。 作者的《读书笔记》共7章，《引言》不像常见的那样独立，作为第一章似乎必须收集“七”这个神秘的数字 如果是这样的话，夹在中间的章节(第四章)虽然篇幅最短(除了作为引言的第一章)，但其论题具有隐藏的意义，它正好涉及崇尚法术不是“德”政的问题 有意识的话，本章最后一节提到的“事件”值得我们仔细品味:“阴谋”可以用于“修德”也可以用于“逆德”。 因此，“阴谋修德”是“阴谋逆德”，因为“在位者如何确立国朝德性，塑造国朝道路，不引起僵化的老路和易特征的危机”(页83 )。 19世纪后期著名世界史家布克哈特( 1818-1897 )因关注西方古今的变化而闻名 在他眼里，西方古今的变化有四次:希腊古典时期的希波冲突和苏格拉底的立教是第一次“变”，君士坦丁是第二次罗马帝国及其立教是第二次“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立教是第三次“变”，最后是法国大革命的 关于前三个古今的变化，布克哈特留下了传世之作 关于第四次古今变化的史学思考，布克哈特没有写书，但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革命年代的历史”讲座( 1859 )上留下的演讲有400多页，和特辑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古今的变化，实质性的问题都是立教而不是立朝 人类有可以调查文史的3000年文明史，各色政体的立朝数量数不胜数，但立教的数量数不胜数 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然古老，但遭遇的古今变化并不多 周代建立帝国雏形以来，中华帝国经历的真正古今变化的历史瞬间，严格来说只有两次:第一次从东周到汉代初期，“秦政的历史教训不是立朝的武力选择，而是不动手立教”(页49 )。 第二次是从19世纪末到现在，“打倒五四”时期的“孔子家店”的口号表明汉代一朝立教持续了两千多年。 作者综合考虑古代和现代古今的变化，既然把“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作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就值得弄清武帝和司马迁面临的国际政治状况和国内意识形态状况与今天有什么不同 不明确这两个问题，就不能确切理解作者理解的“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具体含义 (本文是《武帝文教与史学家笔法: <； 史记>； 中高祖立朝到武帝立教的重要因缘》一书的序言部分，澎湃信息被授权公布，省略了原文的注释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