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古籍，逐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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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家图书馆修复的古籍页面

图为国家古籍图书馆修复前提供的图片

图为修复后的国家古籍、衣物和纸张图书馆提供的图片

图为国家古籍、衣服和纸张图书馆在修复前提供的图片

西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王朝，现存的文献很少。2015年，国家图书馆在西夏紧急采购了一批珍贵古籍。经过四年多的精心修复，曾经破碎的书页被完全拼在一起，曾经粘在一起的书页逐渐打开，过去的历史事实逐渐重现。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许多损坏的古籍在修复者熟练的双手下得以修复。经过四年多的努力，2015年进入西藏国家地图的12包西夏文献中的80多件得到了修复。“离所有的修理都不远，剩下的很难修理。我们必须继续研究修理计划，更倾向于更慢、更安全。”国家古籍图书馆副馆长萨伦·高娃说。

2015年进入西藏国家地图的西夏文献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版本最多、装订类型最多的西夏古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西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王朝，现存的文献很少。因此，每当西夏文献出土，就意味着开启了一扇新的学术大门。如今，随着国家地图的精心修复，曾经像羊群一样被撕毁的书页被完全拼接，曾经被粘贴的书页被逐渐打开。

发现珍贵的文件，进行紧急收购，并尽快进入西藏

2015年5月的一天，郭图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石金波的电话。他得知一些书商打算出售一批西夏语古籍。他从照片上初步判断可能是真迹，并建议郭图尽快派人联系书商，争取进入西藏国家地图。

“无论从保护文物还是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都是这些文献进入西藏国家地图的最佳目的地。”石金波说道。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金波就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利用国家地图收集的西夏文献20多卷、100多卷。这批来自宁夏灵武的西夏文献于1929年输入西藏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当时，图书馆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此经从未记述过，最珍贵的文字应集中在一个地方供学者研究”，于是不惜重金购买，成为中国最大的西夏文献收藏者。

然而，与海外失传的西夏文献相比，中国的西夏文献仍然匮乏。“那时候，国力很弱，这批文化瑰宝生活在外国。文学是海外的，历史是在他国的，这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痛。今天，我们绝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萨伦·高娃说。

接到石金波的电话后，郭图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并决定购买。萨伦·高娃和少数民族语言组织领导人全桂华乘夜班火车来到银川。史金波当时正在当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三个人一起会见了书商。

他们对面前放着灰尘、泥土甚至谷物的古书感到惊讶。除了《西夏全书》八卷外，还有数百余页。根据史金波的初步判断，这些文件都是真实的，并且有许多珍稀书籍。其中，有西夏罕见的阅读材料《碎金》、西夏第一部谚语集《新语集》、西夏文字版《三才杂语》和西夏佛经。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两本《碎金》和一本《新词集》，但不幸的是它们都被盗了。因此，如果收购进展顺利，“碎金”和“新收藏”将填补国内收藏空白。

在与书商达成协议后，萨伦·高娃和整个桂花书店要得到这18本古籍并不容易。根据国家地图的规定，一份文件一旦被购买，就不能留下，而且至少要有两个人同时保管。那天晚上，萨伦·高娃和整个桂花在酒店里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乘坐最早的航班返回北京。“按照规定，携带重要文件是不允许飞行的，但当时我们害怕变化。经博物馆领导批准，我们飞回北京。在通过安全检查的那一刻，悬着的心安定了下来。”萨伦·高娃说。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从决定购买进入西藏，这批西夏文件创造了最快的国家地图进入西藏的记录。

修理极其困难，这需要经验和科学

这批西夏文献进入了西藏国家地图，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但是国家地图面前更紧迫的任务是修复它。800多年后，虽然这批文件总体保存状况良好，但乍看之下，许多残页看起来像废纸，有的揉成一团，有的粘在一起，像砖块一样，上面有泥土和沙子。有些纸易碎且呈絮状，更不用说翻动它们了，也就是说，轻轻吹一口气或打喷嚏，可能会使它们消失。

就修复难度而言，这次修复西夏文献比十多年前更加困难从事郭图古籍修复工作40年的资深修复师刘建明说。2003年，郭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从调查论证到修复方案的确定，历时一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恢复西夏文学。修复方案确定了三个原则:以旧补旧、最少干预和可逆性，并记录了整个修复过程的每一步，为今后的修复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经验。刘建明参加了当年的修复工程，13年后成为新入藏西夏文献修复组组长。

2003年修复的西夏文献主要是佛经，装订方式主要是折叠，而新西夏文献包括佛经等古籍，装订方式更为多样。为了安全起见，在修复每个文件之前，应专门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修复计划。石金波、黄润华等专家全程参与。熟悉西夏语的石金波，在如何组合残破残破的书页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籍修复考验耐心和细腻。刘建明说他已经修复了两周最难的残页。还有一页是双面都有文字的残页，所以不能用传统的纸裱在背面的方式来修复。刘建明创造性地在残页周围增加了一个厚纸框，这样就不会影响两边的文字，而且在阅读时也不必用手触摸古籍，一举两得。

刘建明说古籍修复需要经验和科学。恢复过程是严格和细致的，每一步都需要记录和可逆。首先，应测试纸张的酸碱度、纤维类型和厚度，以便为下一次混凝土修补做准备。复写纸的颜色应该相似但略浅，厚度相似但略薄，甚至像窗帘线这样通常难以检测的细节也应该尽可能接近。以这种方式修复的古籍自然、易读，并且保持了它们的原貌。

修复者谢晋城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有八年，处理过许多重要的古籍，但他对这批西夏文献的修复仍然感到惊讶。“首先，令我惊讶的是，这批古籍中的纸张的酸碱度是中性的，基本上没有酸化，虫蛀也不严重，但絮凝更严重，而且纸张仍然很有弹性。过去，我们修复的大多数古书都被湿气损坏了，很少有像这样有纸和韧性的古书。其次，发现了罕见的缝纫装订方法。在历史上，装订书籍是罕见的，但这次发现了六页，这是中国书籍装订方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物。”

有一本古书给谢晋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在这本书里也留下了修复的痕迹，但显然技术不是很特别。修复用的纸有文字，所以会突然贴到封面上。谢晋成喷完水，打开书，揭开后，那张写着字的纸露出了真面目。一些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你修理一个书皮，修理6个文件。”

截至2019年12月底，已修复西夏文献80余件，共12包，计划2020年修复全部西夏文献。

同步研究和解释，以提供新的历史材料和维度

学者们对这些新进西夏文献的研究和解释几乎与它们的复原同时开始。石金波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份文件与历史影响深远的凉州联盟关系密切，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证据。

史金波说:“过去，凉州盟的汉藏蒙文记载大多是由后人追溯的。这份文件是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记录，从一个新的维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角。这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后人写的，而是更真实的，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在历史材料中发现和挖掘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并在条件允许时探索新的材料来源。石金波亲自参与了俄藏黑水城文学的再生性回归，并汇集国内力量组织出版了中国藏文西夏文学。他说:“近年来，西夏学研究中发现了大量新材料，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张和)

《人民日报》(2020年2月21日，第12版)

责任: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