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文化观及其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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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以铁肩扛道德，文笔娴熟”。李大钊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思考，努力探索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之路。他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解、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是党的历史上宝贵的思想财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个

李大钊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会说话，他的祖父李汝珍教他读启蒙书籍，如《千字经》和《三字经》。1895年，李大钊进入私立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前两位老师以博学而闻名，第三位老师是黄玉堂，一位来自皇家科学院的学者。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李大钊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男孩”。李大钊熟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写好诗文”(徐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清政府实施新政后，各地纷纷新建学校。李大钊于1905年进入永平福中学，这是一所新学校。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同时继续学习儒家经典，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加深了。

正是由于长期的系统研究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李大钊奠定了其文化观的基础。在李大钊看来，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科技发明和中医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耀眼的瑰宝。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好日子过，君子自强不息”。尽管发生了灾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正如李大钊所说，“天无绝人之路，种姓制度依然存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44页)，其中充满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深信任和赞美。

李大钊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一生践行着中华民族的仁、信文化价值观。他曾为北师大学生梁写过著名的《横渠四句话》:“立心为天下，立命为民，继续向圣人取经，开启万世太平。”(《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6页)李大钊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了。年轻时，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他表现出一颗纯粹的忧国忧民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名存实亡、共和政府形同虚设的现状，他努力表达自己的“隐忧”和“大悲”。他忧国忧民，始终把自己的知识与救国救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下定决心，为拯救神州、重建中国而努力奋斗。

二

从1913年到1916年，李大钊去日本留学。此时，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态”文明，西方文明是“动态”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可以融合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通过创造新的生命进化成无边无际的疆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显示出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巨大信心。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曾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薛军”，但他和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推翻孔家店”，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他反对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的灵魂”的孔子形象(《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9页)。根本目的是否定封建君主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他并没有否定孔孟的学说，而是辩证地看待它，以解决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认为孔孟学说中有许多有助于个人修养，符合现代新国家建设的内容，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例如，他钦佩孔孟的“实践”思想和他的个人修养的自尊精神。“但要向别人学习，并遵循自尊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74页)。他还称赞儒家的忠恕，甚至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论。他认为，根据儒家的忠恕思想和西方的自由平等理论，修身养性最终能够“养成守法守礼的习惯，树立起一个宪政绅士的风范”(《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20页)。尽管李大钊迫切要求以“科学”和“民主”为目标，打破孔孟的枷锁，但他仍然认为，总的来说，东方“宁静”的文明，这种充满了入海河流的文明，可以使西方人更深刻、更有内涵，“使西方人不得不进行深刻的观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新文化运动期间，东西方文化之争逐渐分化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主张“全盘西化”，另一个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坚持用东方文化改造世界。李大钊科学地回避了他们的片面性和机械性。他不同意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同意固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理性地认识到两种文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是互补的。东西方文明活跃而安静。"就像汽车的两个轮子一样，鸟的两翼是不可缺少的."(《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来帮助我们东方文明的穷人”(《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7页)。同时，东方文明除了“物质”之外，还可以给西方文明增添“精神”气质，“应考虑其物质生活以适应东方精神生活”(《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他还指出，有远大理想的人应该把西方的“流动”文明融入东方的“静止”文明，“使它变形为静止的文明，而不是创造一个完整的生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李大钊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充满信心，这是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客观理性的态度和辩证科学的方法。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学万能论”受到广泛质疑。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和罗素(英国)都主张，东方文明应该被用来压制西方文明中的物质欲望、暴力和战争，以便“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新的学习问题，新的学习潮流，1919年9月)。许多中国文化界的名人也提出用东方文明来治愈西方文明，如梁启超和梁漱溟。梁启超写了一部《欧洲心影录》，抨击西方文明和“科学万能论”。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方文化与哲学》，提出了“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名言。李大钊指出，西方文明是“物质生活的枯竭”，“趋于自杀”(《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文明”是世界上的“第三种新文明”，是拯救世界的法宝。“没有第三次新文明的兴起，光是越过这一悬崖是不够的”(《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在学习了“第三种新文明”之后，李大钊充满信心地吸收和运用这种新文明，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的文章《再论问题和学说》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学说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必须研究如何把他的理想尽可能地应用到他周围的现实中去。”(《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3、24页)民族文化是“现实”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根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和习俗，从“现实”出发，传播这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武器。为此，他呼吁把“三五学人运动”转变为“工人阶级运动”，高度重视农民，并号召知识分子做“农村发展”。

李大钊从一个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传统学者，到理性地倡导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和解，再到根据中国的“现实”吸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新文明”，不断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普通人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时代》等文章和讲话，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转变为贺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不是抽象的理论和一成不变的教条。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如何应用于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在这个过程中推进这一科学，强调正确认识国情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到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国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记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当社会主义“把它作为一种实践运动”时，由于时间、地点和事件的性质，它将“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应用中应得到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启示。(袁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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