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砺波护解说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本篇文章5048字，读完约13分钟

1950年春天和秋天，进入了解天命之年的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 1901—1995 )出版了《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岩波新书，后收录中公新书)和《东方近世》(教育时报出版社)两部启蒙作品 前者是评传，最先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屈指可数的独裁君主雍正皇帝的存在感，变得有名了。 但是，在刚刚摆脱军国主义体制压迫的日本历史学界，反省赞美战争的皇国历史观，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除了社会经济史以外没有历史研究，历史人物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 因此，这部特别主张“名君论”的着作，经过相当长的岁月几乎被学界忽视了 对此，后者的书，即宋代讲述中国近世说的《东方近世》，是当时日本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历史分期大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宫崎市定着砺波护编《东方近世:中国文艺复兴》最近由楚尘文化出品，由中信出版社发行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最先引入古代、近世等历史分期概念的是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 1866—1934 ) 受京都大学同事、精通史学理论的日本史研究者内田银藏的观点启发，内藤湖南很早就在京大讲台上讲授了这一学说，最初作为专业论出版的是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和地理》第9号第5卷，1922 ) 内藤湖南在这篇论文的开头写道，“唐宋时代”一词成为了一般用语，但从历史立场，特别是文化史的立场来考虑，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着差异。 唐代是中世纪末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括唐末五代的过渡期。 但是，过去的历史学家多以王朝区分历史时代，是产生唐宋、元明清这样俗称的用语，但这个时代分割法需要从学术角度重新审视 最后，内藤湖南说:“总而言之，唐宋之际是中国中世纪、近世的一个重大转型期。 这是历史学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同文的结语。 内藤湖南去世后，由嫡长子内藤干吉整理，发行了其讲义《中国上古史》( 1944年) 该书指出，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具体如下: (1)第一期:从上古到东汉中叶，这是上古时代(2)第一过渡期:东汉后半期到西晋(3)第二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叶，这是中世纪时代(4)第二过渡期:唐 设定“过渡期”这个时代概念是内藤历史分期说的优势 在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后不久进入东方史学，后来继承了其教席的宫崎市定，于1940年出版了其处女作《东方素朴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富山房)，对宋代以前的历史提出了独创的概论 在历史分期说中，宫崎继承了内藤说，取消了过渡期的设定，以三国曹魏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支那学社”各成员的积极努力下，作为学社同人杂志的“支那学”从京都弘文馆再次发行 为了不使用带有轻蔑色彩的“支那”一词，封面的发行名也改为了“东光” 作为“支那学”新生后的“东光”，第2号( 1947年11月)发行了刚从台湾撤回并调任京都大学副教授的宇都宫清吉的投稿《东洋中世纪史的业界》，批判了内藤湖南历史分期说中过渡期这一概念的模糊性。 宇都宫清吉认为时代各有特点 宇都宫在聚焦秦汉社会的政治性和六朝社会的自律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代格”的概念，认为“为了全面认知东方史的中世纪，其时间跨度应该以秦汉时代为首，以隋唐时代为终结”。 》在本期《东光》的《后记》中，以竹庵为笔名的森鹿三对宇都宫清吉的论文表示:“王朝的亡灵一度被内藤史学否定，再次出现在宇都宫氏的学说中。 作为新感觉派学徒的宇都宫清吉并不是想复活王朝史，而是引进了模仿人格的“时代格”概念，作为无法分离王朝(至少汉唐两个王朝)的个人进行研究 “森鹿三的这一有点危机感的评议似乎刺激了历史学界对内藤历史分期说的论述。 果然如此 毕业于东京大学，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积极参与“历史学研究会”重建的前田直典( 1915—1949 )，在《历史》第1卷第4号( 1948年4月)上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宇都宫清吉的视野 前田直典的历史分期标准直接聚焦于生产者的性格特征，因此认为“京都学派的中世纪很难与他们所谓的古代区分”，“在东亚各国，中国的古代在公元9世纪前后结束，同样的现象在十二、十三世纪左右的朝鲜和日本出现。 “中国古代结束于唐代，确定宋代以后开始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 前田直典于第二年病逝，经过1950年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报告和问答，中国中世纪始于宋代的历史分期学说得以系统化 当时在新体制下的高中社会课开设了世界史课程，在里面的各种教科书中大多使用宋代中世纪说 宫崎市定《东方近世》一书正是这一年出版的新书 这本新书继承了内藤学说的文化史观，也吸取了他自己在社会经济史行业的最新研究成果 宫崎市定10年后，一桥大学的增渊龙夫( 1916—1983 )在撰写《日本东方社会经济史学的迅速发展(上)》(《社会经济史大系》x，1960年10月，弘文堂)时，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展开了详细的评论，也将其 关于宫崎的研究，增渊说:“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东亚和西亚、欧洲等交流的视野下，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中挖掘出宋代作为“近世”的各种表现，明确了历史地位。 之后，增渊还以同样的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为出发点，宫崎市认为唐宋之间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社会转型期，前田直典氏概括认为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的社会转型期。 这种观点的不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两者观点不同的理由之一是宫崎市把中国史的迅速发展放在与西亚、欧洲的相互关系上把握，也就是说前田直典把中国史的迅速发展放在与日本、朝鲜等中国周边东亚各民族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上把握 前田直典的研究大多假设为先行，这些假设的问题受到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的战后日本史研究的新动向的刺激 宫崎市叙述了“东方近世”，立足于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 两相比较，前田直典只是从奴隶多还是江户多的角度考虑历史分期问题，对这些直接生产者构成的社会结构和形态，以及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建立的政治形态和其他相关问题没有任何论证。 《东方近世》发行之初是一本充满争议的读物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日本几乎退潮的今天，人们的角度完全相反。 这本书今天确实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概说书阅读，可以自信地引用 这次，借助《东方近世》收录在中公文库中的桌子，编入了宫崎迄今为止写的学术论文4篇和《东方近世》出版13年后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写的书评1篇。 作者晚年一贯主张“经济变化史观”，吉川写的这篇书评就像漂浮在空中的观测气球，是关于这种史观的第一次论述。 选择上述五篇文案纳入本书，是为了让网民很好地理解宋代近代学说的框架 这次的中公文库本《东方近世》，除了本文之外，还只选择了补充本文第二章“中国近世社会经济”的诸篇，论述近世政治和文化的“中国近世农民暴动”(《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1号，1947年12月)、“宋学的逻辑”(《东光》) 收录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1号) 在这篇论文中，宫崎深入思考了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资本形态，指出当时的商业资本碎片化，大量的资本出现了资本和经营的分离，这是促使近代医生形成阶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开展这项研究时，宫崎活用了《太上宝筏图说》和梁辰恭编撰的《劝戒录选》等以往学术界没有关注的所谓“俗书” 在接下来的短篇《合资组织的迅速发展》(《东洋史研究》第13卷第5号)中，作为前篇的补遗，向网民提示了伴随资本碎片化的“合资”(即共同出资)经营相关史料。 第三篇论文《宋代以后土地的全部形态》(《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2号)表明，随着农村土地的碎片化，所谓的大土地全部也只是大量小土地的数量集合体。 可以看出，承租人的江户逐渐摆脱了封建束缚，为了确保佃租赁的征收，出现了一群叫“业主”的人，在农村资本和经营也是分离的 他还说，农村出现的“业主”中间层，以及商业活动中的经纪人和官员胥吏，是中国近代学者阶层成立的三大支柱，也显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色。 接下来的《明清时期苏州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东方学》第二届)一文，利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硬《万物解》、特里格尔《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等欧洲人的见闻，明清苏州轻工业在世界顶尖的史实中 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宫崎强调苏州受到严重经济衰退的影响 60岁左右的2年间，宫崎作为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寓居欧美，在此期间，中国历史上萌生了认为自古以来就有与现在世界相似的经济、经济衰退的周期性变化的“经济变动史观”构想 这种变化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经济波动的角度关注历史，经济、文化、不同行业都一起进入了关注者的视野 《经济变动史观》的构想，首次看到文案是刊登在本书卷末的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书评(《东洋史研究》第22卷第1号)。 在“文革”爆发前夕，中国学术界翻译出版了《内部读物》《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的上下两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上卷1963年11月，下卷1965年12月，以下简称“论文选集” 所谓“内部读物”，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翻译的国际上有代表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发行量非常有限，没有供高级干部和高级专家阅览而主要流通于市场 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今天，这样的书可能已经不多见了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译者在宫崎贴上了“反动史学家”的标签。 这一定是译者预料到这本书的出版会受到批评而事先采取的预防措施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非常周详，宫崎激烈地批评了中国学术界的发言也忠实地翻译了 《论文选集》上卷收录了10篇，其中包括“宋代以后土地的所有形态”和“明清时代苏州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下册收录了论文11篇，包括“中国近代生业资本的借贷”和“合资组织的迅速发展” 换句话说，这次编纂的公文库本《东方近世》，除正文以外的4篇论文，在《内部读物》的《论文选集》中被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研究者的个人读物 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刘俊文向高级干部子弟同学借了《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一读就着迷了，兴奋地成为了宫崎的粉丝 大约25年后，京都游学后的刘俊文在中国主编的10卷书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以下简称《论著选译》)中，为了表示对宫崎的崇敬，收录了宫崎的10篇论文。 《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7月)共收了8篇论文，黄约瑟出色地翻译成了中文 其中，宫崎的《东方近世》与之前介绍的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宇都宫清吉的《东方中世纪史的业界》、前田直典的《古代东亚的终结》一起全文收录 在第242页的“通论”卷中，“东方近世”占90页(第153—242页)。 顺便说一下，译者黄约瑟比澳大利亚长，毕业于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游学于神户大学文学系，之后在香港大学从事隋唐史研究的国际学者，曾多次在国际唐史会议上担任翻译，前途无量，但遗憾的是因病早逝。 我有时想起在神户大学工作时和黄约瑟谈论学术的场面，很遗憾。 本书的封面是书中收录的《明清时期苏州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220页)插图的一部分，原本是221页引用的硬《万物解》一书中附带的强悍刺绣。 清道光丙午年( 1846年)，法国考察团的一员赫德参观了苏州织造局，记录了女工人用织布机挥舞纺锤的情况 在这里，转载这张图周围的证明书，供网民参考。 图像上端书法语“visitedemrireheddeauxateliersdesou-tchou”对应下端汉字“道光丙午伊西轮硬观苏制织局” 左边是“圣人天伊西朵硬董得桑蚕丝织属事”，右边是“戊申年白赖并巴蓝萨遵贸办事处仿织” 圣徒天指“saint-Étienne”，戊申年指1848年，白赖指“peyret”，巴蓝萨指“balancard” 《万物解》插图于1969年夏天从剑桥大学回国，中途在巴黎呆了几天 那时，幸运的是在旧书店发现了私家藏“万物解”，放进了袋子里 30年后的今天，能再次利用书是意想不到的喜悦 序言中有一本名为《东方近世》的书，写有“江户人呼吸的空气，巴黎的女儿呼吸”，如果把这张图作为封面，就不能说如此合适了。 摘自《东方近世:中国文艺复兴》( [日]宫崎市定着[日]砺波护编，中信出版社，年7月)。 作者是日本东洋史的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是关于宫崎市定的代表作的解说 得到许可，澎湃转载情报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