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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小说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小说向西方学习,开始了新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学习西方小说的浪潮再次开始,各种开创性的文学实验相继出现。如今,当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陌生的生态圈时,回归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那么,中国小说与西方传统有什么不同呢?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中国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传统,如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叙事是从史诗发展而来的,所以它非常重视讲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讲述一个故事有一个完整的开始、发展和结束的过程。“结构完整性”常常成为评价西方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没有紧紧围绕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故事发展和高潮的严格叙事结构,但除了故事结构之外,往往还有另一种潜在的结构,如明清小说中的“四季”或“季节变换”。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与人物和家庭命运相对应的叙事功能。同时,虽然小说以鲍岱的情感发展线索聚焦于几个重大事件,但也有一个潜在的结构,即“季节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写生日庆祝,戏剧,协会,暑假,寒假,衣服和食物。《红楼梦》,但当我在几年的春天去秋来时,我写了中国人的“不变”生活和面对自然的精神世界。在“永恒”的背景下,边肖写世界和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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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四季》的结构相对应的是除了讲故事之外的中国小说的“非叙事性”,它经常描述“什么也没发生”。再加上大量抒情诗的使用,西方小说传统非常重视叙事过程,注重“结构的整体性”,这与其趣味景观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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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很少关注《四季》的潜在结构。“四季”代表着“日常生活”和“永恒”,代表着一种自然而复杂的美,代表着中国文化和精神。然而,在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一些当下的小说往往是时代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主旨相去甚远。在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技巧交替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和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这与它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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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能够自觉融合中国小说传统和外国小说经验的成熟作品。张爱玲的小说《半条命》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部小说的故事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库安德的小说《普汉先生》改编的,但故事框架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传统,采用了“四季”的结构,填充了细腻真实的细节。正是后者使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此外,沈从文的《边城》也得益于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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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经常使用对话来表达人物。通过语言,人物的性格生动活泼,对话甚至被用来表达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在中国主流文学中,“文字”往往比“事物”更重要,“事物”常常被“非事物”打断。换句话说,西方文学更注重“事件”,而小说则注重描述事件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小说更注重人物的语言。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了一个生动而又栩栩如生的个体,即所谓的“闻其声,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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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物的语言,关注说话者的“声音”,用语言表达人是中国小说的另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价《水浒传》的优点,说“水浒传有180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质、气质、体形和声音...施耐庵被一颗心所感动,而180个人是了不起的”。胡适称赞《海上花传》,说它是“吴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这部作品的优点在于“语言生动,描写细致,故事发展自然;阅读时,人们可以仔细思考,阅读后,人们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味无穷。其中,“生动的语言”是胡适认定这部作品为杰作的重要依据。老舍称赞曹雪芹,说他作品中的人物都讲地道的北京话,但他们都很有个性,“用空为世界创造了许多不朽的人物”。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许多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保留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响,重视小说人物的“声音”,注重说话人的表情和语气的表达,从而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老舍深受传统小说的影响。他的小说结构“不采取中国小说的形式”,而是借鉴了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小说;然而,他笔下的人物语言非常生动活泼。虎妞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女人,她精力充沛,能干,爱祥子就像她大嫂爱姐夫一样。祥子嘴里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塑造这个沉闷、淳朴的马车夫形象中起着关键作用。老舍尤其擅长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刻画生动有力的人物形象,这受到了中国小说重视人物“声音”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在这方面,老舍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和积极思考。他在《文学创作与语言》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语言以简洁著称于世。简单明了,这是我们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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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随着各种叙事技巧的革新,当代小说家普遍放弃了用“声音”刻画人物的方法。小说家更注重“叙事”,而不是通过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在许多长篇小说中,我们很难对一个生动的人物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人物语言尖锐、有力、生动。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个性的语言很难摆脱他们。相反,莫言《透明的胡萝卜》中一个字也没有的黑海,比许多小说中无趣的人物更令人震惊和难忘,这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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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有两种趋势,一是模仿西方小说技巧,二是通过网络快速写作。对于那些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人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把人物的语言写好,并仔细地去理解人物的“声音”也可能是一个我们不应该放弃的小说传统。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中国小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将中国小说传统与西方叙事经验相融合,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传统需要更新、成长和创造,只有当它与创新复杂而自然地结合时,它才能继续。正如老舍所说,“旧文化的不朽取决于新文化的输入”。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当代小说创作仍然过于依赖西方经验,甚至“小说的评价标准完全西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归中国小说传统”的呼声出现在文坛。“中国好小说”的概念体现了对“中国小说传统的当代转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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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周·认为,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尽管有必要开阔眼界。我们必须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回到中国经验的“故乡”。源自我们中国生活的优秀中国小说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出“一部好的中国小说”应该具备好的故事、典型的人物、突出的个性、优美有力的语言等要素。具有历史感、古典感、诗意美、简约美等审美特征。这是当前中国小说传统创新与转型的理论探索。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中国小说传统应该不断探索、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只有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才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优秀的小说。正如昆德拉所说,“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在它们的艺术历史中,并参与到这个历史中”。(王晶晶)

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编者:张嘉诚

标题:重写中国小说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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