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已事实上领导欧洲 挑战在于欧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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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德国外交转型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芮五峰杰出研究员

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是否真的用“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一个事件”来形容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由事件驱动的，这还有待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2014年的事件带来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快速发展，其速度超过了2014年1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预期。

当时，德国联邦总统高科、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国防部长冯·德莱尼都认为，德国必须在国际挑战中发挥更加及时、坚决和实质性的作用。

不久之后，各种挑战接踵而至: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打破了最初被认为是稳固的战后秩序。根据这一命令，不可能用武力改变国界；根据欧洲共识，后续政府仍需履行前任政府承诺的义务，但希腊新政府对这一欧洲共识提出了挑战；

一股极端势力“伊斯兰国”似乎出现在空，并且已经蔓延到北约伙伴土耳其的边境。它蔑视人权，无与伦比；

最后，当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爆发表明它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时，有时许多方面反应太慢。

在这些变化的同时，德国外交部实施了由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计划的“反思2014”项目，该项目旨在检验德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优先事项，并回答德国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

2015年2月发布的反思结果显然是对2014年各种挑战的回应。三个中心主题成为关键词:危机、秩序和欧洲；

面对危机，有必要具备快速识别和应对的能力。危机预防和补救措施尤为重要。

当现有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时，例如在乌克兰；当既定秩序需要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时，如面对中国的崛起；或者，当新领域需要外交监管时，比如网络外交，德国的参与尤为必要。

全球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越来越明显——美国相对地失去了力量，中国作为全球行动者的出现，以及欧洲的重要性相对地减弱，以至于即使像德国这样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也只能单独发挥非常小的作用。德国只有与欧洲伙伴团结一致，才能有所作为。

德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甚至领导欧盟国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14-2015年似乎不言自明。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再采取主动，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像她那样。当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明斯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时，每个人都知道谁在掌舵，谁只是陪同他们。这一行动也是一个例子，它证明了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许多德国人有这样的疑虑。相反，承担责任可以是外交手段。

同样，德国在与希腊新政府打交道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一些希腊人对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进行了人身攻击，但德国联邦议会对希腊的援助达成了广泛共识。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是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导致数百亿欧元德国税收损失的担忧，还有维护欧盟和欧元区团结一致的责任感。

随着武器出口到危机地区，即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民兵组织“自由战士”，以及向那里派遣德国联邦国防军训练员，德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法律和政治领域，但有关决议赢得了联邦议会中所有党派议会团体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不久前还令人怀疑的许多问题现在似乎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那么，德国人民是否接受德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甚至在必要时发挥主导作用？答案是明确和肯定的。联邦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根据2015年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施泰因迈尔、默克尔和朔伊布勒依次是三位最受欢迎的德国政治家。

因此，德国勇敢地、创造性地抓住了2014-2015年混乱带来的机遇。至少在几个领域，德国的领先地位已经被欧洲所接受，并被欧洲伙伴所期待。显然，德国人只有一点点不适。

但正因为如此，挑战才刚刚开始:承担更多责任的德国新外交政策必须经得起考验。领导者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美国充满了苦水。那时可能会有挫折，德国人民需要消化这些挫折。

从接手领导角色的那一刻起，德国就需要与其欧洲伙伴进行讨论，做出明确的决策，采取正确的行动，并在内部进行良好的沟通。这可能就是国防部长冯·德莱因在201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说的“从中心出发”。

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当他想和欧洲讨论问题时，他不知道该和谁联系。现在，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可能已经知道他想拨哪个电话——柏林。

(作者是前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张舒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