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守规矩已无法交朋友 60年后如何践行“万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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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才开始踏上国际舞台；今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评论中国，关注中国将取得的成就。“万隆精神”仍然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发展的宝贵财富。但是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只有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

本报记者郑庆亭北京报道

六十年前，中国刚刚开始踏上国际舞台，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并由此结交了一批“新朋友”、“穷朋友”、“铁哥们”。六十年后，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聚光灯下，它被全世界审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如何扩大朋友圈？如何让“朋友”愿意搭我们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合作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朱峰。

6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远价值

21世纪:60年前，中国积极参加万隆会议，团结亚非国家，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政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对中国赢得国际合作伙伴有什么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它为中国的外交路线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朱峰:60年前，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与一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倡导亚非合作，代表了二战后国际体系中一股不同于西方旧势力的“新兴力量”的崛起。这些新兴国家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开始发表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主权和国家意志的国际意见，开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自治并在世界政治中觉醒自己的国家力量的新时代。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中、印、缅三国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各国平等、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处理国家间交往和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代表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美苏“两极格局”下坚定捍卫新兴大国利益的坚定声音，也为战后国际规则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倡导和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积极地与广大亚非拉美国家开展接触与合作，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一批“新朋友”、“穷朋友”、“铁哥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开始成为国际舞台上“新兴大国”的重要代表，甚至领导国家。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成为中国政府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和平的基础上捍卫国家利益、反对霸权主义、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手段。1973年，中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兄弟将中国带入了联合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超越各国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务实、互利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为新中国赢得了尊重、朋友和重要的国家利益。

“万隆精神”仍然照耀着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21世纪:6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领导人以如此高的标准纪念万隆会议有什么考虑？回顾当年提出的“万隆十大原则”，能否满足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今天的发展需要？

朱峰:60年前万隆会议的重要遗产是，它树立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旗帜，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理性、公正和民主化方向发展方面的历史责任。这就是60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万隆精神。

今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政治经济自主的重要任务，世界形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为了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和加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声音并进一步促进全球稳定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万隆精神仍然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宝贵财富。

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价值。只有到了21世纪，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和外交理论体系才会更加丰富、全面和当代。这也是中国高标准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重要原因。

“万隆十大原则”是“万隆精神”的一部分。继续高举万隆精神旗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共同进步，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时代要求。今天，世界上动荡和不稳定的地区仍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中的干涉主义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现。世界各国不同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能否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理解，任仲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展示和弘扬“万隆精神”的任务和责任没有变。只有不断加强合作与团结，寻求共同对策，实现共赢发展，建设21世纪稳定繁荣的世界，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抓住和平与繁荣的历史机遇。

要振兴“一带一路”，我们应该从改革国内体制入手

21世纪: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外交主张，如“一带一路”、“亚洲事务由亚洲国家主导”、“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这些主张使许多国家作出了积极回应，但也使一些国家充满了疑虑。你觉得这些负面的声音怎么样？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回应？

朱峰:中国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立洲际互联互通，这是中国经济规模今天的自然结果。自60年前的万隆会议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这些倡议和主张为补充和完善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治理体系，促进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如何真正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AIIB的理念和设计？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归根结底，消除世界上的各种“阴谋论”，减少其他国家的疑虑，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际规则和中国能够发挥的创新机制，将这些举措转化为双赢的制度和操作实践。

在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才开始踏上国际舞台；今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评论中国，关注中国将取得的成就。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只有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

从中国近十年海外商业活动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改革和创新我们自己的国内制度，才能真正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AIIB战略等宏伟构想。以习近平主席“四个全面”为代表的国内治理模式的进步和更新是中国“走出去”工程的根本保证。

今天，中国纪念万隆会议，但与60年前相比，中国实践万隆精神的行为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天，你不能仅仅通过遵循原则来赢得朋友。相反，在利益交融机制不断深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广泛的时代，单纯的原则表达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是中国形象和能力的代表和实践者，促进对外经济和政治交流与合作。为了促进亚非合作，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民个人和企业的形象往往是国家的形象。

当中国开始以“一带一路”和AIIB的方式改变世界时，其他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有疑虑甚至负面的声音。中国的“大手笔”项目正在改变世界的利益分配，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关系是真正的竞争和利益关系。当中国想做大事时，其他国家不一定会给中国鲜花和掌声，而只会批评中国。因此，在当今时代，中国要想继续“走出去”，就必须做更多的准备和调整。

中国新一轮“走出去”应该与“文明优势”相匹配

21世纪: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亚非发展，开放市场，出口设备，刺激投资。西方国家已经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中国如何才能做一些不同于他们的事情，真正实现双赢的愿景？

朱峰:我们提出了“五个联系”的概念，特别强调“政策沟通”和“人心交流”。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至于如何做好，我特别强调，中国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更新治理模式和机制，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意识，提升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这些是确保中国海外活动真正可持续性的关键。当西方大规模扩张海外业务时，它是靠三条腿走路的——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输出以及经常使用的“炮舰政策”。时代环境不允许中国的海外业务扩张完全重复西方的老路，但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的经验。

中国“一带一路”概念的真正成功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还需要一些“文明的优势”，或者如何保证中国新一轮“走出去”中“非经济目标”的规划和发展。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例如，我们必须在海外经营中跟上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环境保护、文化尊重和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