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精神新内涵：“一带一路”创新南南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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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心伯表示，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而不是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做大蛋糕，“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利益和责任纽带的区域关系。这是“万隆十大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

1955年的万隆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先驱。60年后，中国将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共同繁荣，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将是检验中国大国外交智慧的一个重要问题。

2015年恰逢万隆会议60周年。中国习近平主席将于4月21日至24日赴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亚非领导人还将于4月24日在万隆重复60年前亚非领导人的“历史性行走”，纪念、继承和发展万隆精神。印尼总统顾问潘？蔡丹说，到目前为止，已有35个国家的元首决定受邀参加这一重要活动。

印度尼西亚政府高度重视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根据印尼宣布的纪念日程，高级官员会议将于4月19日至21日在雅加达举行，领导人会议将于4月22日和23日在雅加达举行，庆祝活动将于4月24日在万隆举行。预计将邀请10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17个观察员国家和2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参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心伯认为，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思路。

本报记者郑庆亭北京报道

“万隆十大原则”已经延续了60年

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亚非国家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举行大型国际会议讨论亚非事务。会议确定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留下了“团结、友谊、合作”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

“万隆会议给后代留下了两项重要遗产。一是加快全球多边主义进程，二是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奠定基础。”4月13日，在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54届年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苏亚雷斯指出，“万隆十项原则”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为和平解决历史问题和国家间国际争端指明了有效途径。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和1974年通过的宣言都接受了十项原则的内容。

这样的成就很难取得。当时，参与国的情况复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存在巨大差异。会议的第一天，许多国家直接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疑虑。在日益紧张的会场气氛中，周恩来在即席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存异的，中国愿意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建立正常关系。

”这时，我们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这表明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裂。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像许多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一样，我们最关心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周总理找到了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第三世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盟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心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

六十年后，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亚非国家面临着殖民主义、贫困和落后的问题，但今天，亚非地区的发展活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已成为各自地区的领导者。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4月14日表示，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十项原则，致力于建设以和平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对于中国发出的这一信号，吴心伯说:“这表明万隆十项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将继续存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天然盟友。”

“万隆十大原则”具有创新性

同时，吴心伯认为，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思路。例如，我们两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反映了新形势下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思路。

吴心伯认为，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而不是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做大蛋糕，“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利益和责任纽带的区域关系。这是“万隆十大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

1955年的万隆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先驱。60年后，中国将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共同繁荣，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将是检验中国大国外交智慧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吴心伯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史，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努力:

首先，我们应该帮助亚非国家发展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在海外投资时，不会主动修建桥梁和道路，而是等到基础设施建成后，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周期长，投资额大，回报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银行和以美国、日本为首的亚洲开发银行做得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热烈欢迎中国提出的亚洲投资银行。我们可以把中国“先修路后致富”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

第二，在中国的海外投资过程中，不要让污染严重的企业将其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承接了许多发达国家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环境破坏的苦果。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同样的做法。

从接受国际援助到能够帮助其他国家，中国在快速崛起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的问题。听着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任务并不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多少。

“有两种声音对中国持否定态度。一是中国发展迅速，实力很强，一些小国对此有些怀疑和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执行各种倡议，这些对中国的疑虑将在事实面前慢慢消除。”吴心伯说。

“但另一个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上升，它有一种零和的心态。不管中国说什么，做什么，它都会坚持反对，就像对AIIB的态度一样。”吴心伯说:“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真相说清楚，把事情做得漂亮些，其余的就不要管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国家都改变方向，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