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等在人民日报撰文：构建中国低碳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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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将低碳经济作为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制高点，竞相发展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对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承担防止全球气候恶化责任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方向。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特征导致了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必须积极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随着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需求，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流，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趋于活跃。目前，低碳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人们很容易用国外已有的理论观点来分析。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要找到适合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即“中国低碳经济”。根据中国的实际，中国低碳经济需要科学处理三个问题: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约束；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这三个方面对于确定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也是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这是强调“中国低碳经济学”这一称号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国低碳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所在。

问题之一: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约束

谈到如何实现低碳，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这是自然的，因为中国经济高碳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其中约70%依赖煤炭。煤炭消费是温室气体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主要来源。2012年，90%的二氧化硫排放、70%的烟尘排放和7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燃煤。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已经在中国造成了突出的环境问题。

由于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导致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高排放，从根本上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燃煤，使用低碳甚至零碳的新能源是合理的。然而，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济研究给出答案，并得出一般逻辑无法得出的判断和结论。

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由其能源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趋势等客观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能量结构的变化不能被人们的主观意愿所改变，人们也不能随意调整。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总体情况是富煤、贫油、贫气。煤炭资源丰富，但高质量的化石能源不足。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剩余可采储量仅排在世界第13位和第17位。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各种能源和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不断增加，能源供需缺口逐年扩大。目前，已超过3亿吨标准煤，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缺口。然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有限的，在短期内很难大规模利用新能源。

然后分析经济发展趋势。与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体。在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下，以机械制造、钢铁、建材和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将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未来20年将是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时期。重化工业、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的发展仍将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这种经济发展将导致能源消耗的大规模增加。考虑到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能源结构调整无疑将面临严峻的客观约束，快速实现根本性调整的主观愿望是不现实的。

第二个问题: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

如何考虑未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趋势变化，是关系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何时会达到峰值，以及达到峰值时的绝对水平是多少。如果这个问题得到澄清，一个粗略的碳排放轨迹就可以勾画出来。虽然理论上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曲线)，但现实中一个国家何时达到排放峰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客观因素，即根据各种客观因素的变化趋势预测未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这正是目前大多数研究所做的；它还涉及到主观因素，即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相关制度和采取政策措施，以使未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中国碳排放峰值的设定必须包括上述的主客观因素。仅仅考虑客观因素显然是不够的，也不能真正预测未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变化。

因此，在理论上，要全面准确地判断一个国家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不仅要考虑客观物质因素的变化，还要考虑主观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如能源消费强度和碳强度指标评估体系、低碳产业政策、低碳科技政策、碳税、碳交易等一系列与低碳发展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及措施。在碳排放峰值理论中，如果同时考虑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峰值时间和峰值水平的预测范围会变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碳排放峰值的预测结果大多是基于现有假设对未来趋势的有意判断，远非对未来真实情况的准确判断。当然，预测的质量在理论上是标准的。良好的碳排放峰值预测或设定能够适应客观因素，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它可以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的范围内适应主观因素。这种预测和设定对国家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具有科学的指导价值。

中国政府认为，设定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标是恰当的。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这一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将努力尽快达到峰值。”这样，讨论目前纠缠在高峰中的客观因素就没有意义了。相反，我们应该关注并深入探讨主观因素的治理机制和可能的实际效果。应当认识到，体制和政策工作将更加复杂，例如，如何推动体制和机制的更实质性改革(电力、能源和资源价格、财税体制改革等)。)促进高峰早日到来。现有的研究对制度和政策问题关注不够，而制度和政策问题应该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

第三个问题: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

低碳发展不仅限制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使用更多的新能源，限制高消耗和高排放产业，发展低碳产业，还包括减少甚至消除生活和生产领域的一些习惯性行为和做法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和过度消耗。但是人们倾向于忽略后一个方面。事实上，减少甚至消除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对中国的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低碳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不同的碳排放。如果人们倾向于高碳产品和行为，生活和生产中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相反，如果人们尝试选择低碳产品和行为，他们将减少碳排放。例如，中国人喜欢驾驶大型汽车，而许多发达国家的居民更喜欢使用小型汽车和小排量汽车。例如，只有在你上一两层楼的时候，你才需要乘电梯，用一次性塑料袋购物，用一次性筷子吃饭，招待客人，点太多的饭菜，使用电动跑步机。这些行为的环境成本是消耗大量能源和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

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过度消耗与不合理的定价有关。长期以来，煤炭等高碳资源的价格明显低于其理论价格，导致高碳资源的过度消耗，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高碳化问题。电煤在国家指导下定价，电煤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导致电厂过度用煤。此外，电价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导致一些居民用电无节制，甚至浪费和奢侈。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远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低价导致过度消费和相关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关研究表明，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停止浪费，注重节俭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会找到回收的方法。

减少浪费和加强循环利用对低碳发展的意义超出了人们的一般理解。例如，“城市矿山”，即城市中各种可回收的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和其他废料形成的“矿山”，其单位资源含量往往高于自然界中的矿山。自然界的矿产资源总是枯竭的，但是“城市矿山”是可以回收的。如果我们善用“城市矿山”，我们将极大地促进资源的再利用，减少资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包括减少因开采自然资源和冶炼自然资源而造成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我们需要增加生产和生活领域各种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减少终端资源的浪费。这种低碳发展的价值不亚于生产中碳减排技术的开发和使用。

中国低碳经济的历史使命

科学分析上述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到并制定解决方案，以指导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低碳经济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说，一是针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制约因素，研究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和调整策略，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在能源方面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第二，针对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研究节能减排和碳减排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重点研究电力和能源价格、财税制度等领域的制度和制度改革，研究可行有效的发展措施；第三，针对资源浪费问题，研究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改变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和过度消耗的习惯性行为和做法，以及如何减少终端资源浪费，发展回收利用产业。完成中国低碳经济的三大使命是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虽然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研究低碳经济，但国外学者不会太重视这些任务，而中国学者应该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责任，承担起发展中国低碳经济的责任。

低碳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低碳经济是中国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低碳经济和低碳经济学都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希望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逐步形成和丰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式、中国式的低碳经济学。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