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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沧区经过两年多的试点,从传统的社会控制向“互动治理”转变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初见成效。这种由基层政府推动的地方治理模式被称为“4.0版”,其改革实验极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一个参考样本。
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与地方‘全面深化改革’经验报告”新闻发布会上,厦门海沧区与山东省东平县、湖北省巴东县、广东省蕉岭县一起,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案例。
社区“台湾志愿者”
陈怡仁,台湾人,刚到厦门,住在海沧区。她的丈夫正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想借此机会陪她为当地社区“做点贡献”。
机会来自偶然的相遇。有一次,陈怡仁和的丈夫晚饭后漫步到海虹社区居委会门前的下沉广场,他发现这个社区广场上有很多教室,如工艺车间展厅、舞蹈室、形体室、乐器室、卡拉ok室、书画室、亲子室等。
她的直觉是“有点像台湾的社区大学”。
这也是事实。当时,“海虹社区居民大学”刚刚挂牌。作为厦门第一所注册的社区大学,主要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音乐、绘画、舞蹈、育儿等10余门培训课程。
陈怡仁通过海沧海峡两岸志愿者联盟成为海虹社区居民大学的志愿者。她是一名在台湾从事儿童教育的教师,专业是语言和儿童心理发展,已经工作了近20年。
不久,她发现这个社区的年轻父母和孩子不能没有她。
有一次,她有事迟到了。当她从外面匆匆赶回社区教室时,她发现没有一个家长和孩子离开,等了她一个多小时,这让她非常感动。
在她看来,这就是“社区”的价值和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相互信任、相互依赖”。
像中国大陆的许多城市社区一样,她现在服务的海虹社区只是一个“进步”的社区,远不如台湾的社区成熟,其社区大学课程也不像台湾的那么多样化。海虹社区学院开设的大部分课程都是人才课程,这与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台湾不仅有才艺课程,也有精神成长和体育课程,并兼顾社会各界居民。
但是已经开始了。
通过与社区里的孩子相处,她发现了考试和填鸭式教育的后果——自我比较、缺乏创造力,许多孩子喜欢模仿,但不喜欢冒险和挑战。
她认为这一切都与mainland China的教育模式有关,mainland China的传统教育制度更多的是为了培养“螺丝钉”,而不是“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人”。此外,许多幼儿园老师都很年轻。“通常,教师的教育水平是不够的。在台湾,孩子受教育越多,对教师的要求就越高,而大陆则相反。"
学校教育的缺乏使得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然而,通过与父母的接触,陈怡然很快发现了年轻父母的问题。
她的结论是:“没有家庭教育的概念。”“年轻的父母很容易让孩子吃零食和糖果。为了让孩子们保持安静,让他们玩ipad、手机和看电视。这会使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损害他们的智力。但家长们不知道,他们仍然停留在给孩子提供材料的水平上。”陈怡然说道。
这就是厦门海沧区推进“互动治理”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只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并找到解决办法,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海沧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姜根云说。
向台湾学习
以前,海沧区政府也是一个“全能政府”。政府每年都把大量的财政支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管理和服务、民生保障等工作中,并且习惯于“无所不为”。
问题是人们不认识它。
最著名的是发生在海沧区的厦门px事件。这是地方政府第一次了解民意的力量。到目前为止,厦门的许多政府官员都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高度重视经济建设、造福一方的同时,却不重视经济建设。这就催生了厦门市政府自上而下的反思。
2013年,王出任厦门市委书记。上任不久,他就提出了“美丽厦门,共创辉煌”的政策理念。说白了,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要全民参与,而不是政府“安排”。“过去,我们的治理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人民不能参与。他们通常是“快乐的”或“服务的”。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大缺陷,最终形成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姜根云说道。
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台商投资区,海沧区政府的领导自然想到了从台湾海峡对岸获取经验。在社区治理方面,台湾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海沧区政府从台湾聘请了一个“社区建设”的研究小组。
海沧区政府官员发现,台湾研究团队的风格非常不同。在提出这个计划之前,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进行调查和论证。做这部分工作只花了四五个月。
许多不耐烦的官员都很着急。他们认为这样做“效率太低,不能长期磨下去。”过去,官员的做法很简单。几家公司被要求首先提交他们的提案,最后官员们投票表决。只要大多数人同意,这件事就解决了。
蒋根云认为,他们从台湾“社区建设”研究团队学到的最大经验是“过程大于结果”。在早期,官员们过于注重行政过程中的结果,但事实证明,人们参与这一过程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为官员和公众在沟通过程中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对称和共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相互猜测。”姜根云说道。
“你”变成了“我们”
近两年来,海沧区一直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缘、纵横交错、互动治理”的社区治理体系,以使社会管理真正延伸到社区的“最后一公里”。
从海沧区构建的新治理结构来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理顺区-镇(街道)-村-社区(建筑和庭院)的关系,横向理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的关系。
为了实现“互动共治”,海沧区提出了“微自治”的管理模式,即海沧区政府根据城市社区、“村改居”社区、农村社区和口外集中社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村民可以通过培养乡镇委员会和建立与社区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互动平台来参与村庄自治。每天,乡议会的成员们忙着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村民们讨论“建什么”、“谁来建”和“怎么建”,从而解决了政府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村里的矛盾和村民的服务。
对于城乡结合部这样一个陌生的社会,海沧区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居民自治孵化器――思民家园(人民之声倾听室、人民调查小组、人民智慧商会、人民心脏服务站),依托“人民智慧商会”成立了“社区共建理事会”和“社会企业共建理事会”。
海沧区甚至将“微自治”的机制和模式延伸到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居住建筑和家庭。每栋建筑都有自己的负责人,由社区居民推荐。以“首长会议”为载体,社区建立了自治制度。
"这相当于充分调动每个社区的自主权,管理好自己."海沧区宣传部部长张谷说。
任何改革本身都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支持,海沧区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部门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共建办公室”。
“创造社”源于王主政厦门时期提出的“美丽厦门,共创辉煌”的政策理念,是推动“新政”的临时机构。市委、市政府层面的“厦门美丽厦门共创办公室”成立后,海沧区作为厦门推广这一理念的“试验区”,率先成立了区级“创意办公室”,并临时抽调各单位相关人员协调和协调相关改革工作。目前,海沧区“创造社”约有7名固定员工,区政府管辖的城镇和街道也有35名相应的员工。
“创先争优”的首要任务是“转变干部思想”。他们不仅邀请外国专家学者到海沧区培训干部,进行现场指导和讲学,还派干部到各个做得好的地方考察,让他们进行头脑风暴。
"思维惯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它必须是一个过程."姜根云说道。
每个基层官员头顶上都挂着许多“警棍”——吸引投资、征地拆迁、经济发展...在传统的绩效评价指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有必要从“一个命令”转变为“重复谈判”,随之而来的“低效”本身就是对官员的挑战。
海沧区“创造社”和海沧区纪委的骨干张军承认,他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洗脑”。
作为西山社的常驻干部,为了从事某项建设,他需要反复征求意见,然后提交到镇议会,包括各村民代表,进行决议,这让他有些不习惯,但后来他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
“镇议会的成员通常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气或实力,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人。当他们遇到任何重大事件时,他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有了钱来支付,这对工作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军说道。
他说:“一开始我没有深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调整了自己。”
许多官员经历了一个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的过程。
“如果你提前做好沟通,以后的决策效率会提高,也就不会有后患。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每个人都对这个决议负责。”海虹社区宣传委员吴久林说。
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独唱”变成了“主唱”。
“‘你’变成了‘我们’,这是张军认为的‘微自治’模式给政府带来的最大变化。通过“公众讨论和公众评价”的平台,每个社区都将原来的“你想让我做什么”改为“我们一起做什么”。
标题:台湾义工到厦门 地方“微自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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