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腐败呈现五大特点 治本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本篇文章4008字，读完约10分钟

反腐败专家谈论为什么中央企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实际上有人说了算

2015年3月初，中央政府第一轮专项检查在2015年启动，对中石油、中海油、国家电网等26家央企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检查。几天前，这一轮专项检查工作已经结束。据不完全统计，本轮检查共调查了26家央企近20名高管，其中包括一汽集团董事长徐建一、中石油总经理廖永元、中石化总经理王。

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中央企业重大腐败案件来看，中央企业可以说是腐败的“重灾区”，一些中央企业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和崩溃性腐败。外部监督力量在监督中央企业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企业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除中央企业的腐败？

日前，著名机构反腐专家、原中国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李永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分析中央企业腐败的深层原因，并阐述如何“标本兼治”。他认为，当前中央企业腐败呈现五大特点。要从根本上控制中央企业的腐败，必须使中央企业“主体真实”，改革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并建立反腐败改革试点。

为什么中央企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中央政府的第一轮检查全部结束。不完全统计显示，在这一轮检查中，近20名中央企业高管被解雇。为什么中央企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李永忠:中央企业成为令人震惊的腐败“重灾区”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中的“1+2”现象:“1”是一些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存在“主体缺位”的问题，一些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只挂着“中央政府”和“国家”的名号，实际上成为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企业。此外，“2”指的是两个基本缺点。首先，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结构是一体化的。中央企业难以形成更加科学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二是中央企业的选拔任用制度。中央企业的录用不是市场化选拔的结果，而是根据党政干部的级别来授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在组织中被认同，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如果这个人经历了“质变”，这个企业中成千上万人的努力就会白费。

《中国经济周刊》:在查处中央企业腐败的过程中，特勤队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这对中央企业下一步的反腐败工作有什么启示？

李永忠:我认为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启示是，监督是一种异质监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高效和低成本的监督，而同行监督是一种无效、低效和高成本的监督。

第二个启示是，巡逻不能打持久战，只能打“短而快”。多年来，包括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地方党政领导的腐败问题，几乎没有一个被同级纪委和纪检监察组的监督和举报所揭露。纪委书记和纪委组长都是党组成员，不能监督“班长”。如果同级纪委和纪委调查组做不到，检查组也能做到，但因为是外来监督，就不能打持久战。定期检查通常持续三个月，特别检查通常持续一个月。现在，由于中央企业问题严重，去年专项检查只持续了一个月，今年又持续了近两个月。

第三个启示是，即使是最好的巡警也只能发现问题，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和改变什么？要改变中央企业的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改革完成后，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可以做大、做强、做优。如果不改变，检查后中央企业的现有制度将保持不变，问题将继续存在。俗话说，“大炮不能装在刺刀上”。要真正解决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单靠巡逻“大炮”是不可能的。也要通过改革解决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这两个根本问题。

目前，中央企业的腐败呈现出五个特点

《中国经济周刊》:纵观近年来查处的中央企业腐败案件，你认为这些腐败案件有哪些共同点？

李永忠:当前中央企业的腐败问题有五大特点:一是腐败分子更加贪婪，腐败数额更大；第二，腐败分子关系更密切，群体更紧密；第三，腐败分子的计算更准确，腐败更“有效”。通过资本运作和杠杆来煽动资金，多少腐败可以被认为是非常准确的；第四，腐败规模越大，“收入越好”，腐败分子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规模、集约化的腐败；第五，腐败更容易崩溃，腐败问题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全身。

从更深的角度看，腐败问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次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如果你给我钱，我会给你一张纸条，但这种腐败行为将立即受到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的严惩，因此一些腐败分子将进入第二个层次，即权力和色彩的交易。这个“颜色”不仅指用漂亮的颜色进行的交易，还指所有非物质交易，包括性贿赂、表演交易和信息交易。也有一些权力大、智商高的腐败分子进行权力交易，他们利用权力交易资源、人力、财力、物力，甚至官位。

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简单交易；权利和色彩的交易是一项复杂的多次交易，资本运作更为深刻，涉及大规模的利益转移；权力交易已经进入帮派层面。幸运的是，权力交易现在只是偶尔发生，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由于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改革不到位，以侵吞消费资料为目的的手工作坊式的贪小便宜的权力和金钱交易，很容易演变成大规模、集约化、连锁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权力和色彩交易，甚至权力和权力的交易。

只要我们解决了这三个层次的腐败，上面提到的腐败的五个特征自然就会被消除。

改革权力结构和用人机制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看到很多中央企业的腐败案件都是高层领导参与的，甚至形成了系统性的腐败。在中央专项检查的“整改清单”上，选人用人问题的表述频频出现。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用人问题？

李永忠: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下，如果高层领导不腐败，就很难有系统的腐败，更难以崩溃的方式腐败。因此，有必要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中央企业的权力结构。董事会只做决定，主要代表国家利益；总经理和经理们应该依靠市场导向的选择，而不是依靠层层选拔和用人的制度。

如何具体改变它？党委可以与董事会合并，主要代表国家利益；总经理可以与公司管理层合并，主要代表管理者的利益；监事会可以与主要代表职工利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工会合并。在三个不同利益代表的融合、博弈和平衡过程中，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做大，而且可以做强。关键是要做好，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主体可以从虚拟位置向现实位置转变。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观察中央企业反腐败的下一个趋势？

李永忠: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巨大腐败存量，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个目标当然是“标本兼治”。特别是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反腐败，我认为下一步将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必须严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决不会掉以轻心，严肃查处。但是，中央企业的权力结构应该改变，用人制度应该改变。什么是“监狱”？仍然有必要固定和编织系统的栅栏。

其次，必须标本兼治。就“治标”而言，无论是中央企业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待遇还是生活方式，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但是，在“治本”方面，仍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第三种方法是水平推进，也是引导。在今年的第一轮专项巡查中，26家中央企业被巡查，这当然有利于反腐败压力的形成。但是，从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上确定一两个中央企业作为试点改革，使其主体不出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央企业是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战场”

中国经济周刊:在新一轮国有资产改革中，中央企业的兼并重组是一项重要内容。有人认为，合并重组后，一些中央企业的权力和规模会更大，会不会更容易出现腐败？

李永忠:首先，虽然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是腐败的“重灾区”，但“重灾区”并不等于反腐败的主战场。反腐的主战场总是在党政机关，因为这是权力的来源，而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只是权力的衍生。只要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得到解决，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自然就能得到解决。

其次，中央企业是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有利于我党、政府和军队反腐败主战场的胜利。

第三，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是中国和平崛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它只能做好，不能坏。

此外，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后，规模更大，权力更大。当然，存在腐败更加突出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不可避免。正如当前的小腐败现象一样，腐败的程度当然与权力的大小有关，但并不直接相关。腐败的程度与权力是否得到及时、有效和到位的监督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例如，对于一个拥有10万亿元资产的中央企业来说，如果它监督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特别是总经理，并下放权力，董事长控制决策，而监事监督执行权力，那么总经理就很难腐败，也很难把国家的钱变成他口袋里的钱。如果一个小公司的资产只有1亿元，而小公司的负责人集中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那么小公司负责人腐败的可能性也很高。

防止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腐败，关键在于权力是否科学分解，行政权是否得到适当、及时和有效的监督。如果有相应的监督，不管它有多大，相反，即使它很小，腐败仍然会发生。

着力改革权力结构和用人机制

《中国经济周刊》:你刚才提到要建立一个试点来处理中央企业的腐败问题。你能详细告诉我们你设想的是什么样的“飞行员”吗？

李永忠:中央企业的试点不需要这么复杂。中央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反腐败检查很重要，特别检查是必要的，加快特别检查也很重要。在巡视中揭露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选择一两个中央企业，甚至三至五个中央企业，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全面深化改革，这样当前中央企业的腐败问题一定会得到遏制。

第二，放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用人制度是当前中央企业反腐败的根本出路。小岗村成功了，农村改革也就成功了。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也要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首先要进行试点。

第三，目前，中央企业反腐败的最大阻力是腐败了30多年的坏账存量。我们应该想办法把阻力变成动力，把消极变成积极。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打击那些“小偷”。同时，要想方设法动员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积极、广泛、有序地参与反腐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