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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区域与国别研究重视实地注意与研究。对比目前备受人们关注的“全球疫情与中国留学生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调研了9个国家的20余名中国留学生,请其介绍该国的中国留学生与疫情状况。9个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美国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也包括印度、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这些疫情尚在蔓延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这些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国家。留学生身份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国内高校的短期学术交流生(3个月—1年)。我们希望通过留学生的自述,微观展示海外疫情的真实状况,与国外学子的思考与共济。
过去的两周,新冠疫情在英国快速扩散。和多个在英中国留学生一样,我也经历了艰难的回国尝试,在8张无法成行的飞机票和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背后,是一个想念却难回的家。
原本计划复活节假期回家的我,早早买好了3月12日直飞深圳的机票,然而在国内疫情严重之时,航班早已被取消。考虑到国内的封闭式管理尚未结束,回家后也不能开心地回归正常生活,回家这件事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希望等到国内疫情平稳、生活恢复秩序后再考虑回家。
但是情况的一些变化远远快于想象。3月上旬,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的疫情进入爆发期,处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比较有效的措施,街头巷尾没有什么人戴口罩,剑桥市中心每天依旧接待着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团。从春节开始就被国内疫情揪着心的中国留学生们知道这病毒的可怕,却又无力在异国他乡吹出足够响的哨声,只能尽可能减少集聚,准备一点口罩。担心自己对英国社会环境和nhs不够了解,我特意去征求了土生土长英国导师的建议,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一个更加富裕更加先进的国家是有能力应对这一切的。虽然学校发布了关联的旅行提示,但是全部的教学和课外活动仍在按照原计划进行着。
一切仿佛都在控制之中,直到3月12日英国政府宣布疫情进入“delay”阶段。那天,还没有决策回国的我查看了15日维珍航空伦敦直飞香港的机票价钱,还只有2300元。13日下午,剑桥大学、历史系和丘吉尔学院接连发来邮件,强调形势的严峻性,学院甚至直白地要求学生回家,并表示“请将全部行李打包带走,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学院”。同一天,剑桥大学每个学院均给学生发送了类似的邮件,三一学院甚至要求全部本科生除特殊情况外在周内搬出宿舍。而这时,学校官方以及负责学业和考核的系所尚未有任何关于教学和考试安排的正式通知,多个课程和考试仍在正常进行,关于后续教学和考试最终处理方案的出台时间被定在3月31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边开始郑重考虑回家的选项,一边和很多同学一样,仍在担心没有被取消的课程、考试和答辩——毕竟这一走,可能是回不来的。此时学校的邮件仍然在提醒学生需要注意回家之后有可能面临无法返校的情况,再加上迟迟未决的考试安排,大量一年制硕士生和面临考试季的本科生在学业中断的风险前,选择了继续观望。
那时的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花了大成本来读书,原本11个月的项目,这才过了一半就要回国,实在是觉得可惜。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失控了一样的回国潮表明,留给我们的回国窗口正在逐渐关闭。13日晚上我和同学订下了20日经赫尔辛基转机到香港特区的机票,计划着用一周时间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完成一点后续的手续。那时前一天还只有2300元的机票已经涨到了15000元左右,对于平时省吃俭用指望着3000元往返机票的我来讲,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数目,也因为此,稍稍推迟回国时间买一张便宜一些的转机票成为了最理想的选择。
然而,仅仅是在第二天,香港特区便宣布自17日起不再允许来自申根国家的旅客入境,“来自”甚至包括了“转机”。为了能够成行,我们选择只带随身行李,选择在香港机场离境区有转机柜台的航司,在不入境香港的情况下直接转飞上海。但是,芬兰航空企业随即取消了前往香港的航班。有的同学马上购买了上万元的英国到香港特区的直飞,然而香港随即又于19日将英国列入了限制入境名单,只能硬着头皮买一张接续机票并期待伦敦机场地勤能够放行。那时还有好多同学和家长联名给深圳市政府写信,希望能开辟陆路往返深圳湾和香港机场的通道或者水路客运码头,在不入境香港的情况下护送这些孩子回家,但最终没有成功。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国内面临的输入性风险越来越大,回家的路不会有想象中那样便利。
同一天,我的一位师兄给我支招,让我考虑吉隆坡、科伦坡的转机,他可以帮我联系过境签的事件。因为需要过境签,所以这两条航线还不是很热门,很多网站上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机票,不失为一个捷径。我一边办理着两个国家的签证,一边买了18日晚经迪拜转机到吉隆坡,以及第二天从吉隆坡回国的机票。然而,事与愿违,仅仅一天之后,我的马来同学给我发来了南华早报的信息——大马封国。不能入境意味着我可能无法托运行李也无法办理下一程登机,于是第三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即使我拿到了加急办来的马来签证。直至今日,并且申办的斯里兰卡签证一直没有出签。
我一边寻找着新的航线,一边让身边的朋友帮我关注着机票。当我发现金边仍然允许过境签同时回国航班很多时,我又马上申办了柬埔寨的电子签证,但这次因为出签速度不明确,我没有急于购买机票。17日一早,女朋友打电话叫醒我,说帮我抢到了第二天埃塞俄比亚航空经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到广州的机票。那一刻,已经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我好像突然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希望,我用一天时间打包好了全部的行李、安顿下了全部需要安顿的事件,只等第二天出发,着急的我甚至买错了一张前往机场的大巴票。但是那天晚上,我发现这张票的第二程et606航班有些问题,在航旅纵横和飞常准上要么查不到,要么显示取消,两个机场的飞行计划中也没有。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在早已加满了的回国交流群找到同行的小伙伴,对着埃航中国客服、全球客服轮番轰炸,对方坚称航班正常,但是我们却无法办理在线值机同时这一航班行程时有时无。一夜没有睡好的我,在出发当日早晨接到了同学发来的消息,经过和白云机场埃航值班室确认,我们的第二程航班取消,而此时这班飞机仍然在售票!我不敢想象,如果我真的乘坐了这班飞机飞到了埃塞,又面临着后续一周回国机票售罄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又生气又灰心的我,盯着电脑屏幕发了一个上午的呆,然后申诉、退票,把打包好的行李再一一打开。
其实比起我的朋友l,我至少没有往机场白跑一趟,但还是给我回国的心造成了灭顶的打击。我的这位同学,买了17号经文莱斯里加巴湾转机到香港再飞上海的票,前后历经50多家小时的行程,单单到香港的票价就超过20000元。而她是在到达希斯罗机场之后才被告知文莱已经禁止了隔夜转机的非文莱公民过境,她甚至无法因为此申请退票,只好当晚又从希斯罗回到剑桥。
之后的几天,我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回国回家,也不用再浪费这里不菲的住宿费;另一方面,回国途中感染的风险、时不时出现的拒绝登机的消息,以及高昂的机票价钱都让人望而却步。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飞金边的航线也慢慢取消了。我最终决策暂时安顿下来,至少等这一周最汹涌的回国潮过去之后,再去商议。好消息是,埃航表态不会停飞中国,我可以看准飞行计划再做尝试。我买下了3月30日和4月2日两趟埃航的机票,又和同学商量着一起买了俄航4月13日经莫斯科转机回北京的机票,以及4月18日国航直飞北京的全价票。打心底来讲,我不希望最终需要坐这张直飞的航班,它实在是有些贵,哪怕前面三个航班有一个能飞,我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但事实是,俄罗斯接连宣布了“一国一线”方案和取消全部国际航班方案,而中国也在27日宣布了“一司一国一周一班”方案同时禁止外国公民入境。民航局发布这一消息时,我刚刚说服了爸妈允许我到非洲转机并联系了在埃塞从业的叔叔。也在几分钟时间之内,这后续的四趟航班,都成为了进出我银行账户的流水而已。我计算了一下,以埃航为例,原本每周21班航班,如今只保存一班75%上座率的航班,实际上只有之前3.4%的运力,能不能飞,成了一场豪赌。
但至少,现在我不需要在回与不回、如何回之间再做选择,只得耐心地生活,等待着众说纷纭可能会有的包机,或者等待疫情过去。我很害怕自己真的染上了病毒却只能在宿舍里自我隔离直到病情恶化,我也害怕自己真的遭遇不测死在了异国他乡,我试过写遗书,只写了一段就发现理性来看这种概率小的让我难以落笔。其实回头看,如果我的前几次尝试可以更果断、更勇敢,也许现在已经在家乡的酒店隔离了。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每一个时刻我所做出的选择,都是那时来看理性的、正确的。
或许现在“独享”一栋有着前后两个花园的大房子的经历是难忘的,或许每天放风时间走在剑桥无人的街道上是惬意的,或许经过疫情考验的爱情和亲情会更加浓厚,但这些可能又都只是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和其它20多万在英留学生们一样,过去两周经历的有着“生离死别”意味的喜怒哀乐和成功失败,会成为改变我们这一代人、一群人的故事。
(作者:申子靖,剑桥大学社会经济史硕士,本文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专题约稿文案,转载请标明作者新闻及文案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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