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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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左右，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阶段。能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从现在到“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质量。

●新的改革红利和由此产生的自主创新红利将取代逐渐弱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源泉。

●未来5-8年，即中国“十三五”期间，世界将普遍处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产业扩散效应中，这可能最终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进入复苏和上升期。中国在物联网和云计算领域有一定的技术准备和市场优势，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十三五”计划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新常态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战略思想研究》的中期成果。《经济信息日报》(微博)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该研究小组组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宋丽。

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信息日报:今年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到来。众所周知，自“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迎来了新常态，各行各业都对“十三五”充满了新的期待。你认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应该如何定位？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宋丽:“十三五”时期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也是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冲刺阶段和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升级升华的加速阶段。

根据我们的初步预测，从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中，在基准前景中，中国有望在202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乐观地看，中国有望在201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悲观的情况下，中国可能要到2023年左右才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无论如何，未来8-10年，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冲刺阶段。

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在基准前景中，中国有望在2024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乐观地看，中国有望在2022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在悲观的情况下，中国可能要到2028年左右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未来10年左右，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阶段。能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从现在到“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质量。

“十三五”期间发展的条件和机遇

经济信息日报:根据你的说法，从十三五到2025年左右，中国仍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是什么？

宋丽:从外部条件看，十三五期间，世界经济有望进入低成本能源驱动的新一轮繁荣周期。页岩气技术革命可能改变全球通胀趋势和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并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新的“成本下降”发展和繁荣。虽然页岩气技术的扩散效应带来的繁荣可能相对有限，但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叠加时，仍可能带来明显的供给驱动的中期繁荣。

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催生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虽然有望在许多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学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还有一定的时间过程。“十三五”期间，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将继续深化，这是比较成熟的，将促进新的优势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在未来5年，即中国“十三五”期间，世界将整体处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产业扩散效应中，这可能会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进入复苏和上升期。中国在物联网和云计算领域有一定的技术准备和市场优势，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在新的技术突破的推动下，发达国家正在逐渐复苏，预计这将形成新的外部需求。“十三五”期间，预计发达国家页岩气技术革命的推广应用将推动发达国家率先走向复苏，可能出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局面。在原有的分工体系下，我们的产品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

从内部条件看,“十三五”期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发放了空原有的制度红利。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的改革，必将释放出超越以往改革的改革红利。新的改革红利和由此产生的自主创新红利将取代逐渐弱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

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中国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导致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工资增加，成本增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迅速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加，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储蓄率将趋于下降，资本形成率将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生产要素质量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加，劳动者素质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以设备代替劳动力的速度不断加快，资本不断深化，这必将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自主创新加速了新产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诞生。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创新环境正在形成。自主创新的累积效应将有力推动中国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突破相结合，也将成为继劳动力再分配和技术引进效应之后，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将继续释放内需潜力。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稳步发展，从劳动型城镇化向消费型城镇化转变，内需潜力将进一步发挥。如果在未来10年左右，农村消费者将以2/3的规模“复制”2003年的城市消费升级，这必将形成中国消费升级的第二次高峰。

区域协调发展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随着世界经济的调整和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区域将从“短期内一部分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均衡协调发展”。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省际产业转移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区域发展平衡。另一方面，外部需求的减弱和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逐步扩大，将导致产业发展集聚从传统的沿海和港口型发展布局向人口中心等区域集聚转变，这必然会带来人口中心和中心城市等人口密集地区的短期沿海减速调整和“复兴”，使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进入快车道，形成一定的辐射和驱动力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经济参考报》:您刚才谈到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遇，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机遇也会带来挑战。那么，“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宋丽: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困难和挑战。首先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放缓，国际竞争加剧。从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仍在继续，而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的竞争和替代已经全面展开。“十三五”期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继续发生变化。中国很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双重挤压和复杂挑战。

地理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和对外合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十三五”期间，中国周边关系可能出现两种激烈和两种复杂的局面。南海和中亚的局势可能恶化，而东北亚和南亚的局势可能继续复杂化，这可能形成美国、日本和宗教极端势力之间“东西向攻击”的地理格局。

资源和能源供应的制约: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一方面，页岩气技术革命增加了新能源供应来源，有利于中国的能源供应；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可能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从国内情况来看，也存在许多挑战。

首先，劳动力供求的急剧变化导致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随着中国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转向有限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成本持续明显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和进入老龄化社会，储蓄率趋于下降，资本成本也趋于上升。一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新兴市场国家明显弱化；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优势也有所削弱。

第二，环境约束加强，资源和能源供应面临挑战。烟雾和其他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凸显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十三五”期间，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应该并将进一步加强，潜在增长水平也将相应降低。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在节能和利用方面没有突破，对国外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将继续进一步上升。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特别是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石油生产、采购和运输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第三，经济和金融风险凸显并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由于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没有及时建立适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特定低成本扩张模式的融资体系和其他安排，地方政府融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等)等金融金融领域出现并积累了一定的风险。)的商业银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间接融资在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迅速扩张，而新兴的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受到先天不足的制约，没有及时充分发展，导致全社会负债率不断上升。此外，房地产市场改革与发展的衔接不到位，福利住房制度与市场化住房制度之间缺乏适当的过渡性和衔接性制度安排，财富分配和积累的严重失衡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泡沫。如果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可能会产生新的资产泡沫，但如果杠杆率迅速消除，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不确定因素。

第四，社会问题和其他非经济因素趋于加剧。虽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往往被快速增长的现象所掩盖，或者被快速增长带来的红利所化解。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一些问题可能会凸显出来，这将制约经济的深化和稳定发展。特别是，随着公众对收入分配和环境问题的心理承受力的下降或回归，以及未来收入预期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态度与前辈相比有了一个转折点。这些都会对中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一定的负面约束。

第五，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导致下行风险增加。经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增长后，大多数国家的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的下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的结束以及技术追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大幅下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高速增长阶段将结束。然而，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带来的要素质量和效率的提高、R&D能力提升带来的产业优化升级、城市化带来的内需增长以及区域梯度发展带来的新动力等因素，仍将使中国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十三五”期间，中国不可能再现以前的高速增长，但不会立即进入中低速增长，并将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

经济信息日报:根据你的预测，十三五前后的中高速增长是多少？

宋丽:根据我们的计算，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基本面因素仍能支撑中国7%左右的经济增长。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十三五”期间可能会降至6%-7%，但这些研究主要考虑了劳动力和储蓄率等下行因素的影响，没有或没有充分考虑全面深化改革对潜在增长率的上行效应。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即使本轮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只有1994年改革的一半左右，中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水平也将达到甚至超过7%。从实际增长率来看，“十三五”期间劳动力供给减少、高储蓄率下降、农业劳动力转移放缓等因素将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近3个百分点(相对于2001-2010年的平均水平)。去杠杆化、去泡沫化和去产能化等政策调整将把经济增长率拉低2-3个百分点。受要素条件变化的限制，本轮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达不到1994年的改革水平，但只需达到一半以上，就可以基本对冲政策因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总体而言，十三五期间，基本面因素仍能支撑7%左右的经济增长。

考虑制定一个包括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中长期计划

经济信息日报:你对十三五计划还有什么其他建议？

宋丽:“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城镇化深入发展，对外经济新格局形成，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要适应新环境条件的变化和新特点的形成，制定有针对性、前瞻性的战略思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必须实施以创新升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以消费城市化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商品出口与“走出去”并重的对外经济战略以及更加积极主动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战略。

我们可以考虑研究制定一个覆盖十三五和中上收入阶段的中长期规划，把十三五延长到2030年。据预测，中国的“中上收入”阶段，即“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将涵盖“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计划。由于2020年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有了详细的规划。如果“十三五”规划仅涵盖2016年至2020年这五年，一方面，“十三五”规划的战略将有所缩减，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实施计划和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至关重要的“迈向高收入”并没有经过专门的规划，而是处于空地块的战略状态。为此，他建议把正在研究的“十三五”规划的覆盖期延长到2030年，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中长期规划。在全面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同时，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和2030年的长期战略，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