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取消存贷比 逼银行到实体经济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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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货币宽松措施频繁出现。然而，流动性与实体经济联系的渠道似乎并不顺畅。超低的短期利率不仅偏离了高的长期利率，而且从3月到4月m2(反映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的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无法达到12%的年度目标。

5月份，m2增速达到10.8%，但可能不是实物贷款的加速，也可能是银行参与了股市配置，使得信贷资产负债表中的股权等投资迅速扩大，促进了m2的上升。

与此同时，企业发债门槛降低，地方债券置换发行出现“井喷”现象，直接融资体系完善，股票市场肩上的重担减轻，央行公开操作的有效性提高，货币宽松“从短到长”的中间障碍消除。资产证券化登记制度已经启航。如果取消存贷比限制，不仅会盘活低效贷款存量，还会释放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望完全畅通。

因此，国务院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贷比限制，首先应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角度来看。

在外汇下降趋势、直接融资兴起和居民理财多样化的背景下，银行存款损失越来越严重。特别是2014年以来，出现了“股票和债务并存”的局面，各种高收益理财产品挤占了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以前20%的商业银行存款增长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存贷比限制在75%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以较高的成本吸收存款，“花钱买存款”和“争存款”的烟雾贯穿全年。在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银行放贷意愿下降的背景下，货币宽松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之间存在“差异”并不奇怪。由于网点数量少，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受75%的限制更为明显，活期存款比国有银行低10%以上。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由于国家隐性担保、牢不可破的刚性支付、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的饥渴、资本充足率监管不力、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简单等原因。不可避免的是，它将长期作为存贷比来实施，以抑制商业银行放贷的冲动，控制通货膨胀和不良贷款。

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三位一体的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建立。银行危机的发生更多的是由流动性风险引起的，而不是过多的贷款。因此，我国银行开始向流动性风险管理靠拢，取消存贷比是大势所趋。

此外，存贷比的监管效率越来越低。首先，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短期存款和银行间存款，贷款的外化和影子化，存贷款总额的单一比例难以反映复杂的结构，这也造成监管不公平；其次，对存贷比的严格限制忽视了存贷款的性质、期限和质量等结构性因素，存款的损失和短期性也掩盖了流动性风险；第三，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逃贷存比的现象屡见不鲜，“存贷不分”现象屡见不鲜，但金融风险反而加大。

随着大额存单的发行，利率市场化即将完成最后一棒，自然利差的保护伞将不复存在。此外，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刚刚逐步被打破。银行应该走上真正市场化的自我管理之路，这需要解除它们的桎梏。

在严格的存贷比约束下，“以存款建银行”的经营理念得到强化，存款成为关键，不利于银行自主经营、产品和风险管理创新以及国际竞争。因此，从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取消对存贷比的严格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存贷比为65.67%，未触及75%的红线。因此，并不完全是存贷比限制了银行贷款/0/，对有效信贷的需求明显不足。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取消了对存贷比的限制，就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回到“高汇率促进增长”的老路上去。我们仍需实施现有的金融改革措施，迫使银行在实体经济中寻找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