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房产税为何多年“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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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财产税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模型:门槛是根据家庭成员的人均面积设定的，而房屋的总价或单价则作为一个从属条件，然后进行“加权计算”。此外，地方当局应该被赋予一定的权力。

本月1日，中国房地产登记的“靴子”落地，政府对房地产的控制从交易环节扩展到控股环节。财产税再次成为焦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部官员甚至透露，他们正在“研究”房产税立法。

与财产税相关的争议已经持续了七八年。通过梳理这些年的喧嚣，我们可以理解政府在顶层设计中的诸多顾虑或尴尬，也可以帮助我们普通家庭在投资理财时提前做好“顶层设计”。

首先，我们应该放弃“不出来”的幻想。显然，在结构性减税的大方向下，有必要开征新税以保持税收的增长。从中央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来看，其正式亮相的时间不会太长。

剩下的悬念是向谁以及如何征税。

最简单的是从“量”，通俗地说，根据集合的数量。不难想象前几年房地产市场受到限制时的“离婚潮”，无论是征收所有房屋还是从第二套或第三套开始。对于物业税的处理，“离婚潮”的爆发并不是危言耸听。

此外，如何定义“第一套房”？它是由所有者决定的，还是根据所有权证书的时间计算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会有不公平的现象，中心城市的大豪宅不交税，郊区的小房子交税；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新房的需求，特别是改良房的需求，将会很快受到抑制，而房价迅速下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将不会被提及。购买第一套房的人会尽最大努力购买大套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税收的嘲弄。

从社会风险和操作风险来看，简单地根据集合的数量来计算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

解决“量”的弊端的方法是从“面积”入手。也就是说，人均家庭面积多少平方米是免税的，超额部分是上缴的。

缺点同样明显。首先，北方、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同一城市的中心城市的房价压力将大幅增加。以武汉为例，那些早年在后湖、南湖和盘龙城定居，支持中心城市重建的居民，可能要比住在中心城市的280万人多付80万元的房产税。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的非正常死亡也将成为纳税的触发点。虽然法律是僵化的，但如果法律原则过于暴虐，人民对政策的抵制也会使政策制定者尴尬。

还有一种“价格”，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每平方米的单价超过了一定的纳税额，其压力是很多人会因为单价高而被“征税”，即使你在中心区只有一套房子。另一种是根据市场来评估总价。家庭拥有的全部财产中超过一定价值的部分纳税并不难。它需要的软件是大数据。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建立了房地产价格的计算机评估系统。然而，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中国各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房价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北京40平米的房子和武汉150平米的房子得到的钱是一样的吗？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武汉江岸区一个五口之家80平方米的两居室公寓可能需要缴税，而蔡甸的别墅则不需要。

笔者倾向的一种猜测是，最终引入的房产税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模型:门槛是根据家庭成员的人均面积设定的，而房屋的总价或单价则被视为一个从属条件，然后进行“加权计算”。此外，地方当局应该被赋予一定的权力。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财产税不应该在西方国家一有机会就征收。这种将财产税变成高额财产税的做法，尽管转移支付工作量大、协调成本高，但也会招致征收“人头税”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