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明确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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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王峰

实习记者齐瑜北京报道

早在200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就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起草了专家建议书。如今，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内容在内的国内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但《个人信息保护法》仍处于专家咨询阶段。

近年来，打击非法提供、获取和交易个人信息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个人信息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建立有效的立法机制，更好地执法和司法？《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

21世纪:现行法律法规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是什么？

刘德良:根据民法的规定，个人信息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如姓名、肖像等。，在《民法通则》中有相应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提到了隐私，最高法院2014年10月9日发布的司法解释也列出了隐私的范围。作为一项特别法，《身份证法》还规定，身份证中的信息受法律保护。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当然，这项法律缺乏具体的实用性。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销售和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增加了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个人信息保护有相关规定。

21世纪: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个人信息应该是人格权的一部分，但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被放大了，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还是财产权，你如何理解这场争论？

刘德亮:承认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可以解释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例如，买卖个人信息显然是将个人信息视为财产。然而，传统人格现在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人格权受到侵害后，不可能申请财产赔偿，反之，财产权受到侵害后，也不可能要求精神赔偿。当然，后来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通过侵犯人格权获利的，可以要求财产损害赔偿，但这一规定仍然模糊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理论认定。

其次，传统理论不能解决自然人死后个人信息的利用问题。因为人格权不能转让或继承。如果此人的肖像具有商业价值，他死后其个人信息的销售和使用将无法得到保护。

《21世纪》: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刑事案件中，是否由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界限不清，很难要求附带民事赔偿？

刘德亮:是的，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罪也侵犯了《刑法》中的人身自由权，所以法律认为该罪不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如果我们想遏制这种非法贸易，就应该增加侵权的成本。基本途径是追究侵权人的财产责任。

《21世纪》: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之争的存在是不能单独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原因之一吗？

刘德亮:你可以这么想。我认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如肖像、姓名、隐私等。；一个人的人格利益无关，这个信息可以正常使用，只要不被滥用或非法交易，就不会损害我们的人格权。在信息时代，任何个人信息都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因此其商业价值应该独立于人格权。

中国对隐私的认识是模糊的。事实上，隐私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法律隐私权受到隐私权的保护，隐私权必须有明确的界限。

21世纪:如果明确哪些信息需要严格保密，哪些信息只需要防止被滥用，这对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有什么帮助？

刘德亮:要保护个人信息，首先要弄清楚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效果。现在谈到个人信息保护，它意味着防止泄露。事实上，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我刚才提到的第二类个人信息可以被其他人知道并正常使用，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在互联网时代，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大量信息保密，而只关注于遏制滥用。

例如，身份证的功能是匹配用户和身份证上的有效信息，从而防止伪造身份和危害公共安全。然而，现行法律将身份证视为隐私，因而忽视了比较和认证的联系。因此，很多人去银行和保险公司做生意，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相反，偷身份证是很常见的。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滥用主要体现在发送垃圾邮件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发送垃圾信息侵犯了空个人的信息自主权和信息存储权，即侵犯了人格权和财产权。这样，受害人可以申请人格权精神赔偿和财产侵权赔偿。

21世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定《网络安全法》。这部法律也应该包括保护个人信息吗？

刘德亮:我个人觉得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有区别的。如果有交集，这可能反映在如何规范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例如，像美国一样，云计算的服务器应该位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以防止我们本国国民的个人信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被外国非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