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包”频频引爆官场“炸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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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5月5日电(记者、袁)近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党组成员陈祥云因收受2万元“红包”被免职。江西省纪委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采取防范措施。据报道，自2013年9月启动“红包”专项治理以来，江西省共查处112起非法收送“红包”案件，处理149人，先后开除33人。

近年来，腐败官员的红包在全国频繁曝光。与这些堕落的高官的巨大腐败相比，2万元的红包似乎并不严重。古人说:“不要作恶。”专家指出，人们不仅关注红包的份量，还关注背后官员的党纪国法意识淡薄，以及权力观念的任性和任性。为了防止“大腐败”，我们必须拦截和切断“小恶”的萌芽。

“小红包”频频引爆官方“炸药包”

红包是我国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它却被异化为官员腐败堕落的“炸药包”。4月27日，江西省纪委向党组成员、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陈祥云通报了接受“红包”顶风违纪的问题。

经过调查，陈祥云在2014年春节期间收到了一个私营企业主的2万元“红包”。2014年10月，陈祥云得知相关人员已被调查后，将2万元现金转入省反腐账户。经江西省委常委研究决定，按照组织程序免去陈祥云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职务。

全国各地一再披露类似的通知。广东省纪委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广东省查处了16名收到红包的司级领导干部，同时有七八名司级领导卷入了一些案件。

据河南省纪委4月30日报道，去年3月，黄川县机关管理局局长董国庆借机处理女儿的婚姻，非法收受亲戚赠送的红包1.14万元；2012年至2014年春节期间，他违反规定收到了5000元红包。

"许多领导干部低估了红包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最后落在了小红包上."江西省犯罪学会副秘书长阎三中说，许多人认为红包是一种正常的互惠行为。事实上，这种“热心的公共关系”更容易使受众懈怠和麻痹，最终成为“温水煮青蛙”中的腐败分子。

“红包文化”滋生“腐败粉刺”

近年来，无论是“网里的苍蝇”还是“笼子里的老虎”，总能看到身后红包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红包已经成为诱发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脓包”。

记者梳理了一些腐败案件，发现官场上收红包主要有三种做法:

-"意思是"以人际关系为借口。根据刑法，收受超过5000元的贿赂可以被定罪。严三中指出，收到红包的官员如果没有证据直接指向利用职权，往往会受到党纪处分。

因此，一些官员认为红包只是小钱，不会“犯罪”。原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院长谢专门规定了红包的限额:每次收到的红包金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超过的要退回。

专家指出，官员的“意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收到的红包数量少就“逃脱惩罚”，只要有收到红包的违法行为，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假日伪装下的情感投资。受“红包文化”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官场风气恶化，甚至上窜下跳，腐败蔓延，窝案频频发生。

萍乡市是江西省腐败“重灾区”。据纪委调查，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市委书记和主席严每年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都要收到单位和个人的红包67万元。

-以晋升为目标的权力和金钱交易。

去年底，广东省纪委上报了一起典型的红包抢收案，涉及韶关乐昌市27名班子成员和45名乡镇干部，红包金额超过450万元。据了解，这起案件是在乐昌市委书记李维员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李曾经说过，很多干部都在努力争取升迁，红包是收买官员的"利器"。目前，李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红包的隐蔽性对公共权力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严三中指出，送红包者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权力保护和回报，这就是受贿。

值得注意的是，“红包游戏”在五一前后活跃在朋友圈里。专家指出，以“红包游戏”为“隐身衣”的礼品卡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传递方式，存在着发现难、识别难、取证难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种无形的利益传递是不能容忍的。

阻止红包飓风仍然需要标本兼治

在中央政府的严格命令下，仍然有人逆风而行，发人深省。专家指出，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调查机制，以进一步增强官员收红包行为的约束力和震撼力。

自去年3月以来，江西“红包”问题已进入正常治理。江西省纪委强调，违反规定收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无论数额大小、职务高低，将首先按照组织程序予以开除，然后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罚；没有职务的，按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许多地方都进行了类似的治理。今年，山西省财政厅设立了省级“礼品红包交接专账”和“贵重物品交接专库”，并向社会公布。“特殊账号”和“特殊图书馆代码”都是35581，意思是“把我不想要的东西发给我”。杭州市纪委明确表示，接受微信红包也是变相贿赂，并将根据事实的性质和情节追究相应的党政纪律责任。去年广东省对红包进行特殊处理后，各级反腐部门共收缴红包6500多万元。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指出，红包的特殊处理是必要的。目前，干部免职仍处于“治标”阶段，处理工作必须向“治本”推进。

严三中认为，在打击高压态势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机制，提高监督控制力度，减少空房的寻租行为势在必行。

廖晓明表示，要形成“收受贿赂是可耻的”的社会文化氛围，查处违法收受“红包”的领导干部，将处罚措施曝光，真正做到权力规范、监督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