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刘进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术公案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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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刊登的荣新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以下简称“视野”)一文，与巴黎合作，从“不胜怨恨”、“以德报怨”、“劫余录”和“悲伤历史”、伦敦留学难，到“巴黎” 正如荣新江在《视野》中所说，“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别章学术、镜源流”的敦煌学史，也没有“名声很高、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 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作为荣教授对大作的应对，为了也能为敦煌学学术史的编纂做出一点贡献，现在对所谓藤枝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提供了一些补充。 关于“敦煌在中国，教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荣先生说:“大陆敦煌学刚恢复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的邀请，南开召开了敦煌学讲习班，用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但是， ”这句话一传开，很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就不满了 笔者问了几个当时上课的中国学者这个故事的由来，他们其实是告诉藤枝晃扮演的南开某老师的，目的是珍惜普通学子还不知道的敦煌学者。 从今天来看，这话没错 藤枝晃教授来到南开大学的演讲是1981年4~5月，演讲结束后，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81年6月将藤枝晃的演讲稿整理成《敦煌学导论》的油印，在油印原稿的序言中写道:“本文是国际有名的敦煌学专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 现在，应本系教师和来听课的兄弟大学同志们的要求，整理印刷(“刷”字缺失，由文意增补)供参考。 ……感谢武汉大学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学张荣芳同志也在课堂上参加了本文的部分整理事业 藤枝晃教授于1981年初来到南开演讲，除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大形势外，还与当时的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教育》总、著名日本史专家吴汀璆教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932—1936年吴汀璆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留学时，藤枝晃也正好是京都大学史学科的学生，他俩是同学。 就像荣新江说的，据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说，“这个故事其实是藤枝晃扮演的南开某老师说的，意思是希望学生珍惜平时不熟悉的敦煌学者。” 这里的“南开某先生”其实是吴廷璆教授。 当时敦煌学的研究在国内已经开始了，但对普通学者来说还不知道 为了重视这一未知的学问，重视国内普通学者藤枝晃教授，吴廷璆教授在藤枝晃南开前一晚，呼吁学术界重视敦煌学和藤枝晃 在《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4期，有一篇题为“教人不倦的吴汀璆教授”的《本刊采访》。 在这次采访之后，吴先生还对日本史学界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观察:日本有着名的“三经义疏”，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公元6、7世纪的日本圣德太子写的 京都大学的老教授藤枝晃在研究我国敦煌写经牌时发现，这三部佛经中“胜鬘经”义畲原来是魏晋时代的中国人写的。 这个解释是因为《三经义畲》不是圣德太子的着作。 藤枝晃教授的这种如实的学风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震动 说到这里，吴先生感慨地说。 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异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落后的情况。 《外国史知识》是月刊，1981年第4号于4月14日出版，藤枝晃教授于4月8日开始了南开演讲。 前后只有一周，其间只有五天。 根据当时的排版、印刷条件，吴廷璆教授在4月8日说的话，要刊登在4月14日出版的杂志上，中间应该有记者的采访、杂志社预约版面设计等困难。 藤枝晃教授来南开的前夕，吴汀璆教授可能说了这句话。 敦煌在中国，敦煌在外国，不是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在日本”。 吴廷璆教授已经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想法，所以4月8日藤枝晃在南开演讲时，吴廷璆教授主持并介绍了藤枝晃教授 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他改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藤枝晃1981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敦煌，所以这次中国旅行也有想参观敦煌的愿望。 当时，天津、北京、上海都没有直达敦煌的航班 去敦煌要在兰州换车 这就是藤枝晃在兰州的演讲 藤枝晃经过兰州时，在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进行了学术演讲 这次演讲的主持人是著名隋唐史研究专家，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西北师范学院历史学部长金宝祥教授，其介绍人是吴汀璆教授 吴汀璆教授和金宝祥教授在上世纪40年代前期是四川大学的同事，所以两人有着密切的交流，1986年秋天，两个老人70多岁的时候，吴汀璆教授特意去兰州，住在金宝祥老师家讲述友谊。 正因为有了这种友谊，藤枝晃结束南开演讲去敦煌时，吴汀璆教授写信向金宝祥教授要求接待。 当时兰州还封闭着，外国学者很少来兰州，再加上藤枝晃是国际知名的敦煌学专家，甘肃是敦煌学之乡，金宝祥教授也是当时甘肃少有的敦煌学研究者之一。 ( 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司在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敦煌学快速发展的提案》中，国内目前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估计老中青共计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有40人。 本文列举了“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院的宁可教授、天水师范的张鸿勋副教授等，对敦煌学进行研究”。 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刊第186页 这种因素的组合引起了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演讲引起的关注 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是在1981年5月26日下午，演讲的主题是“现代敦煌学”，主办者藤枝晃的介绍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藤枝晃博士”。 当时兰州的高中、文化出版、机关、文博机关成千上万的人听了演讲，西北师范学院的整个礼堂都客满了，走廊里还站着人，包括笔者在内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很多学生也听了演讲 当时敦煌学开始复苏，兰州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敦煌学研究小组，以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先生和甘肃省图书馆周丕显先生为历史系研修班开设了“敦煌学”课程，1989年2月开设了《兰州大学学报》的“敦煌学”特刊(即， 另外，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敦煌研究文集》中，策划了“敦煌研究”。 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有关注敦煌学的学者 正是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中，藤枝晃说:“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他还说“高昌的文化有独特的特色”等 1981年爱国主义时代，藤枝晃的演讲，特别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和“高昌文化的独特之处”的说法，很快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很多听讲者写信给中央相关部门和信息媒体反映 那天晚上我们宿舍的同学也在激烈地讨论。 有些同学说:“藤枝晃是帝国主义者，怎么能说高昌文化有独特之处呢？ 这不是想把高昌从中国分割出去吗？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术评价为什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呢？ 这与当时爱国主义的时代因素“团结振兴中华”、女排“五连霸”引起国民兴奋等有关，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但从国人的心理来说，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外人不能说。 我们自己说，是我们的谦虚，我们知道。 局外人说的是对我们的蔑视，进而是对我们的中伤 就像某人的孩子错了一样，父母批评、责备、骂是启典的义，但即使别人说一点，父母也不高兴，有时也会厌恶、生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敦煌研究小组组长宋家钰研究员说:“就像日本一位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样，国内的一些学者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宋家钰《“敦煌学中心说”的反省》、《光明日报》2000年9月21日)可以说是对这个国民内心的描写 据说“教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后，藤枝晃曾经不是他说的，只是辩解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者。 翻译没有完全翻译和证明这句话。 因为引起了误解。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解，影响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有学者说，日本一些学者也谴责藤枝晃，恶化了中日学术关系，影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的交流与合作。 1987年9月，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举行时，藤枝晃应邀参加，再次来到敦煌 来中国之前，他从日本给金宝祥写信。 敦煌之前，我想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见面座谈。 藤枝晃到达兰州后，在西北师范学院专家楼小会议室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敦煌学研究所的老师如金宝祥教授、陈守忠教授和笔者等7、8人座谈了约2个小时 离开会议室后，和藤枝晃一起走着，“上次在你们那里不开心。 “藤枝晃先生的这句话似乎意味着1981年5月在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所以以前他只来过西北师范学院一次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流传开来，在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代，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政界到学者，感到愤怒、震惊，没有人探索其真实性和客观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确实对中国敦煌学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视野》，174页) 因为受爱国主义感化而加强敦煌学的研究，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也是发扬我国民族精神的动力 此后，从官方到学术界，更加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和相关研究组织的建设 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是国内外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但确实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这促使我们更迅速地加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本文是《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收入《我们这一代的学问》，刘进宝着，浙江大学出版社年6月)(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