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新格局：东部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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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自由贸易区不断扩大的布局来看，中国的区域战略已经从原来的单一区域发展转向东、中、西部串联的大战略，国家层面的扶持政策仍将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将受到空.更多的改革考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计划司司长徐琳明确表示，“十三五”期间的区域发展将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经济转型的阵痛，东部地区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重新开始。

核心摘要

重启东方不能被理解为改变东方的缓慢增长趋势。近年来，“东慢西快”的增长模式不仅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也是国家加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力度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姚晨指出，这不是国家区域发展重心的转移，而是从“转型升级”的角度考虑“东部率先”。

“东方领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引领了自由贸易区战略。上海是第一个落户自贸区的城市，天津、广东和福建是第二批自贸区，都在对外开放的前列。

我们的记者何淼在上海报道

2015年4月18日，上海浦东迎来了开发开放25周年。

在报纸上出现的庆祝活动背后，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党委书记沈晓明，在浦东新区官方网站上悄悄地加上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的头衔。

浦东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建被认为是浦东经过25年的发展和开放后的又一次相遇的机会，也是浦东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沈晓明表示，自由贸易区对浦东来说意义重大，没有挑战。

“我们更多地将自由贸易区视为浦东第二次创业之旅的新助推器。这同十年前浦东全面配套改革一样，将极大地推动浦东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沈晓明说道。

作为一个机会，自由贸易区将很快登陆东部地区，如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区的补充是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将在长江经济带中发挥主导作用；即将发布的《促进“一带一路”共建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也提出要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的开放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效应大等优势。

在这一点上，有人指出，目前中国的区域战略已经从原来的单一区域发展转变为东、中、西部地区串联的大战略。此时，东部战略需要重启。

“重启”一词仍有待商榷，而东部地区之前就已经在这种或那种区域战略中。然而，不可避免的是，高成本和土地有限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因此，与以往在东部地区吸引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相比，东部地区在“新经济常态”下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发展的热点，而是开放改革的试验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下，支持政策仍将偏向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是给东部地区一个改革试验的空空间。在东、中、西部深度合作的国家战略下，东部对外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而内部将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优势。

具有多重战略叠加的浦东样本

在自贸区改革框架下，投资管理、金融改革和事后监管的突破，使浦东能够尽快启动新一轮产业布局。

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浦东目前正在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年9月，28平方公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所有土地均位于浦东。扩建后，浦东仍有120平方公里。

据沈晓明介绍，浦东目前有三个级别的自由贸易区，第一级是28平方公里，第二级是120平方公里，包括这28平方公里。自由贸易区在这两个层次的主要任务是总书记的要求，“成为我国最开放的地区”。

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层是120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记者注:浦东新区总面积为1210.41平方公里)，它更多的是承接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的经验的辐射和推广。

从外部世界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的开放相媲美。浦东无疑率先实施了这一战略。

吴敬琏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全球化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没有这片土地，这种实验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建造得漂亮，也是可以实现的。浦东的实验对中国和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在自贸区改革框架下，投资管理、金融改革和事后监管的突破，使浦东能够尽快启动新一轮产业布局。

以外资医疗服务为例，近日，德国阿特蒙特集团与外高桥(600648，古巴)自由贸易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在上海自贸区正式签署定制租赁框架协议，标志着医疗服务实体项目在自贸区落地取得实质性进展。阿特蒙特集团进驻浦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贸易区向服务业的扩张和开放。

除FTZ外，浦东位于张江高科技(600895，古巴)科技园，也将承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任务。沈晓明认为，浦东应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核心功能区的作用，浦东具备成为大众创业创新基地的条件。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已落户浦东制造中心的姆塞米创业团队成员刘志刚表示，姆塞米主要从事集成电路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团队主要位于张江。张江拥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此外，浦东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始于2005年，许多国家战略在浦东重合。沈晓明认为，这些国家战略是相关的。在推广这些任务时，我们也采用了组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联动的。这些联系不是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

区域发展的极限

浦东虽然是创业的热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体制环境还不够完善，创新创业还存在许多障碍和障碍，这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想象的那么快。

一组数据可以让人们更直观地看到浦东25年来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缩影:

1990年至今，浦东新区经济总量从6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7110亿元，财政总收入从1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90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从5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85亿元。

但是在数据背后，它和其他东部地区有着同样的隐忧。自2013年以来，浦东经济结束了23年的两位数增长。

此外，像东部许多地方一样，更糟糕的是，浦东的成本很高，是成都劳动力成本的两倍。与此同时，根据上海对土地的总体控制，浦东距离未来十年的控制目标只有25平方公里，几乎触及“天花板”。

2013年，吴敬琏还指出，浦东虽然是创业的热点，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体制环境还不够完善，创新创业还存在诸多障碍和障碍，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快。

被更多人“唾弃”的是浦东民营经济的弱点。在过去的25年里，浦东的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和中外合资，但在许多学者眼里，这并不是真正成功的标准。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秘书长陈波在接受《21世纪经济导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判断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已经建立，外资是否热情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看民间资本是否得到国民待遇，是否开放进入壁垒。

浦东新区市长孙继伟表示，从2015年起，浦东发展的重点将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将成为民营龙头企业的聚集地。

在成本高的浦东，需要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来实现这一目标。沈晓明说，一位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告诉他两句话。一句话是，依赖接受政府资金的私营企业并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句话，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没有政策就是政策。

“在我们的环境中，人们更有利于国际化，工作效率更高。政府的一点一滴，言行都是透明的。如果是在环境中，这是关于法律制度和公平，尽管我们在这里的业务成本更高。如果生活成本更高，领先企业仍会选择我们。”沈晓明说道。

当自由贸易区和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战略落地时，一个老问题摆在了桌面上:浦东会成为“政策依赖”的“富二代”吗？

2010年后，随着南汇撤至浦东和世博会的结束，浦东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浦东被批评为“政策依赖型”的“富二代”。这背后是浦东因缺乏改革而面临的多重压力。

沈晓明多次回应“富二代”的称号，并公开向媒体表示浦东不是“富二代”。

沈晓明认为，改革浦东姓氏是浦东姓氏的国家战略。浦东应毫不妥协地推动完成国家分配的具体改革问题和战略项目；如果重点领域明确，没有明确的路径，浦东应确定改革突破口，规定改革命题，设计改革路径，形成改革路线图；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需要突破的改革领域是明确的。浦东应该从问题定位出发，提出改革方案和建设性方案，力争先行。

沈晓明以融资租赁为例。作为世界第五大金融工具，融资租赁在十年前还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浦东发现了制约其发展的六大体制瓶颈，并与各部委进行了沟通。最终，400多家金融租赁机构在浦东注册，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

此外，浦东试图通过行政审批改革和机构改革，再次激发市场和干部的活力。2014年1月，浦东新区完成了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三个局的合并，正式成立了市场监管局。除了合并三个机构职能重叠的部门外，还希望打破分割监管，建立一个涵盖生产、流通和消费全过程的统一监管体系。

同时，2014年启动了机构改革，浦东新区区级机构设置和内部机构数量减少了15%。精简后的干部将深入基层，充实街道、镇、开发区管委会的队伍。

根据沈晓明的调查，有关各方都“非常高兴”。他开玩笑说，人去工作，树去死，现在政府机关里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通过各种关系走下去，所以浦东也将计划下一批政府干部的下沉。

事实上，上述“富二代”的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在经济发展已形成内在模式的东部地区，如何实现自我突破和振兴。这个问题能否解决也将影响到东方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带动中国的经济大带。

“重启”东方战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计划司司长徐琳在启动“十三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十三五”规划的区域发展重点是支持东部沿海地区。

浦东作为东部地区的先导区，其发展上限无疑是整个东部地区发展的缩影。而这些问题，还是会在新一轮的区域战略中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计划司司长徐琳在启动“十三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十三五”规划的区域发展重点是支持东部沿海地区。

他解释说，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加快，东部沿海地区转型升级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十三五”规划中，可能需要更好地考虑如何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使东部沿海地区走在全国转型升级的前列，更好地发挥带动全国转型升级的作用。

徐琳进一步解释说，“十三五”规划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在坚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原有政策基础上，更好地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的作用。因为没有东部沿海地区的转型升级，就不会有国家的转型升级，所以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东方战略的“重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东部地区再次成为区域发展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协会秘书长姚晨认为，这不能被理解为改变了东方的缓慢增长趋势。近年来，“东慢西快”的增长模式不仅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也是国家加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力度的结果。

姚晨指出，这不是国家和地区发展重点的转移，而是从“转型升级”的角度考虑“东部地区先行”。

“东方领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引领了自由贸易区战略。上海是第一个落户自贸区的城市，天津、广东和福建是第二批自贸区，都在对外开放的前列。

一位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员说，吸引外国投资的结构已经改变，制造业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已经下降，外国投资已经转向服务业。然而，对外开放将带来服务业更激烈的竞争，其中东部地区的服务业最为发达。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东部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开放测试进行压力测试，然后一些开放措施在东部地区测试后可以推向全国。

"东部地区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面提到的人说。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东部地区在第一季度显示出吸引外资的强大能力。1-3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297.8亿美元，同比增长18.8%；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26.7亿美元，同比下降26%；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24.3亿美元，同比下降15.2%。

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是，中国的区域战略已经逐渐从简单的板块划分开始，向东、中、西串联的区域战略总体规划发展。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定为“三大支撑带”。

其中，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都涵盖了东方的方向。除了自身转型以应对开放带来的压力之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即在内部发挥主导、辐射和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曾刚表示，辐射驱动将体现在东部地区对产业的“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份决策咨询报告以上海为例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长江经济带跨越东、中、西部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

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开始去工业化，并已调整和转型为高技术产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或中级阶段。产业梯度差异的客观存在更有利于产业转移和区域间的有序分工。

同时，上海率先进入转型阶段，率先提出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主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为上海深化改革开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重要平台。因此，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上海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曾刚认为，在新战略下，在东部产业进一步梯度转移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应防止产业的“空集中化”。他认为，尽管东部地区的商业成本较高，但通过改革进一步降低创新和创业成本，将会保持东部地区的领先企业，并为全球化提供更好的平台。

此外，在区域战略下，东部地区可以利用现有优势搭建公共平台，带动整个经济带的发展。